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民歌”，是傳統民間音樂的代表。“原生態”本意是指生物和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一種生存發展狀態，關于原生態民歌的定義，音樂界尚且沒有統一的概述。喬建中先生認為，“原生態”是一個不得以而為之的說法，是因為當代環境下有了太多不樸素的所謂民歌。這個提法源自人與環境、文化和環境的關系。伍國棟教授認為，“原生態”音樂就是處在生活狀態中的，以生活為本源的，沒經過專業發展，沒有現代樂器伴奏的自然態的音樂，是民間集體創作，口傳心授的[1]。田青先生認為它是對傳統的民族民間音樂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金兆鈞指出，原生態民歌的本意是指傳統的民族民間音樂，現在更精確的定義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生存狀態的民族民間音樂。黃允箴分析道：“原生態民歌是音樂與生活的復合體，是生成于我國久遠的農業社會，與其自然環境相依、與其民俗事象相融，與其各種生活需求相應的傳統民間歌曲。”俞人豪則提出原生態音樂是指大致形成于自然經濟時期，沒有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民間音樂[2]。不可否認的是，原生態民歌有著悠久的歷史，誰也不能確切地指出它地生成時間。它是人類發展歷程中一種民間原始文化的記載。對于“原生態民歌”的界定，我們比較認同喬建中先生和黃允箴教授的看法：原生態民歌來源于生活，來源于民間，與人們的生產生活、社會習俗息息相關，強調其賴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環境。原生態民歌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文化，具有很深的文化系統。這里擬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透析原生態民歌的流變與傳承。

一文化生態與原生態民歌的聯系

原生態民歌有著悠久的歷史，深藏于民間的原生態民歌體裁也是多種多樣的，如蒙古族的長短調、牧歌、呼賣，土家族的哭嫁歌、薅草鑼鼓歌、擺手舞歌，新疆的十二木卡姆，

陜北的信天游，山西左權的開花調，彝族的打歌，廣東客家山歌等等，風格各異、色彩斑斕。原生態民歌的藝術特征體現在它的原生性、本土性、即興性。以山西左權縣的原生態民歌為例：左權縣是一個交通相對閉塞、地道的“居萬山深谷之中的”地方，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左權音樂的富饒，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歌富縣。山里人在勞乏了一天過后，隨口而唱的開花調，仿佛是解除疲乏的良藥，在“情哥哥”、“親妹妹”的對唱中，人們又激情地干起了繁重的農活。大家耳熟能詳的左權民歌如《桃花紅、杏花白》、《親圪蛋下河洗衣裳》，以及本土歌唱明星劉改魚、歌王石占明。在這些山野鄉村里，民歌似乎就是人們生活的一個必需品，如柴米油鹽、一日三餐，與人們的生活相融在一起。黃允箴教授有一段話這樣說道：就文化而言，原生態民歌是生活和藝術的雙重復合體。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們屬于音樂，具有音樂藝術的特質。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們又是生活本體，與小農經濟社會的各種生活習慣難分難解、如漆似膠；就社會功能而言，原生態民歌主要為廣大農村鄉鎮百姓衣食住行的一切生活需求服務，成為農業社會的社會成員們最為信賴和依賴的忠實伴侶；就思想感情的內涵而言，原生態民歌反映了農業經濟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喜怒哀樂、是非好壞、群體心理和民族性格[3]。黃教授的這段話，可以說把原生態民歌①的藝術特質表達得淋漓盡致。

提到原生態與衍生態民歌，什么因素決定了真正的原生態民歌，其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生態環境的不同。故這里主要從文化生態的視角敘述文化生態與原生態民歌關系，以及原生態民歌與衍生態民歌的區分。“文化生態學”是1953年人類學家斯圖爾德在其《進化和過程》一書中率先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要研究由于人類適應環境所導致的文化變遷，在文化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文化也將顯現出不同的生態現象，形成不同的生態環境，形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及群落的不同結構、分布、發育和變遷等情況[4]。原生態民歌作為一種文化，與其生態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從生態的方面了解原生態民歌文化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使原生態民歌所處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大跨步轉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過去我們有很多勞動歌曲，現在生產方式改變了，沒有人再人工插秧或薅草，所以插秧歌、薅草鑼鼓等等這些東西自然就沒有了；過去牧民騎著馬唱牧歌，漁民在小船上撒網唱漁歌，現在機械化捕魚，牧民騎著摩托車放牧，牧歌、漁歌沒有了；過去林場有很多號子，鋸木頭有鋸木頭的號子，放倒樹有放倒樹的號子，抬木頭、上坡、下坡都有號子，現在都是機械化，這些東西都沒有了”[5]。社會大變革的洪流，使許許多多的民間傳統音樂品種永遠的消失了。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人們生活的環境發生了變化，原生態民歌與之相依附的生存環境發生了質的飛躍。社會的發展，山里修上了公路，家家擁有了電視電話，農活不用再過多的花費人工勞力，所以，“傳統的民歌用不著了，年輕人不會唱也不愿唱了，會唱的人也走了”[6]。在這些傳統的音樂文化在歷史的變遷中將要消失殆盡的時候，保護與弘揚“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潮就此拉開，民眾文化的覺醒，使傳統的民間藝術又重新見到了曙光。自此，傳統的民間歌曲以“原生態”的頭銜出現在電視、舞臺、比賽中，人們重新拾起了對古老傳統藝術的興趣。在原生態民歌被搬到舞臺熒屏之后，甚至是作為單獨唱法出現在國內影響最大的青年歌手大獎賽的比賽舞臺上之后，爭議之聲層出不窮。許多專家在質疑：搬向熒屏的原生態民歌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原生態民歌？從嚴格意義上講，離開了原生環境的原生態民歌都不能成為真正的原生態民歌，而是衍生態民歌，衍生態與原生態民歌的本質性區別就是是否離開了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而它們所體現的功能與價值也是各不相同的。原生態民歌的價值在于是以輔助勞動、促進生產為主，而衍生態民歌由于媒體的渲染，離開原生環境后主要的價值是展示與交流，當原生態民歌流變成衍生態民歌后，它的功能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甚至更有續生態民歌，即傳統民族民間音樂，是各民族流傳廣泛的原生態音樂經過作曲家進行改編的音樂。這些歌曲，在作曲家保留原民族風格、特點的基礎上，加入西洋的作曲技法，通過對調式、節奏、旋律等的改變，變得更合理化，更適合音樂教學及比賽等。這些歌曲進入音樂院校并被學生廣為傳唱，成為宣揚各民族文化，彰顯音樂個性的有力舉措，如《峽江情歌》、《孟姜女》、《昭君出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