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處東亞大陸，屬于典型的東方文化。人們崇尚自然，講究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傳統的中國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五行八卦、陰陽等之中，尤其是在中國古代的封建農業經濟條件下，產生了獨特的養生文化，崇尚抽象，注重中庸的價值理念、注重精神修養，缺乏競爭意識。西方文化的主要發源地為地處地中海的希臘，它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人們常年在海上從事狩獵和貿易活動，特別是早在公元前776年就舉辦了古代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并形成了以奧林匹克文化為核心的西方體育文化。西方體育文化強調外在和分析，在與大自然長期進行斗爭的基礎上，產生了以開放性、個體性、拼搏性等作為特征的現代競技體育文化，強調體育運動的精確性，遵守競技規則，具有強烈的競賽意識，講求超越自我，體現力量、速度、技巧、形體之美，強調個人和自我。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奧林匹克運動傳入中國時，就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與沖突。

西方文化強調個體性，提倡以個人作為核心，而中國文化則以集體主義和相互協作作為主要特征。西方文化認為人是具有一定情感和理智的獨立個體，而中國文化則認為人是整個群體的一部分，每個人與群體的需求、與社會的倫理道德有著密切的關系，每個人的命運都是依托于整個群體的利益。對于物質利益方面，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主義。而中國由于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認為應當遵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不能一味的追求物質利益，應當“重義忘利”。西方文化認為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應當通過內在途徑，不需要通過他人的評價進行檢驗。這些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差異，必然會導致中西方在對待一些事物的看法、認知方式以及行為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在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越來越多的前提下，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差異，尤其是在中國和西方國家以體育作為題材的電影作品中，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體現的特別明顯。總體來說，我國體育電影作品的主要特點就是借助體育題材，講述特定時期的故事，強調影片中人物之間的關系，重視故事情節，不注重競技體育的對抗性、技巧性以及個體性的特點，代表體育精神—拼搏、競爭、失敗、勝利為特點的體育題材作品并沒有引起我國電影人的重視，中國的體育電影本身很少能反映體育精神的本質，更多的是承載了其他社會使命。

與之相對應的西方體育電影，則是反映歷屆奧運會空前比賽盛況的奧運體育電影和展示奧林匹克精神的體育故事影片，這些體育電影將電影藝術融入到體育運動當中，在電影觀眾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世紀末，奧林匹克運動開始傳入我國，并對我國的傳統文化帶來了一定的沖擊。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隨著西方現代文明對我國文學影響的深入，二者漸漸從矛盾和沖突當中走向了融合。實踐經驗證明：歷史上每一次的文化融合都會使文學發展達到一個高潮，通過中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更好的推動我國體育文學的發展。

奧林匹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人生價值觀和精神追求的具體體現。比如：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拼搏進取精神，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以及互助友愛的人性精神，特別是奧林匹克的公開、公平和公正的競爭原則，啟示我們應當通過正當的手段和方式，展現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也在努力推動奧林匹克運動的多文化，并強調奧林匹克所說的普遍性并不意味著文化或者標準上的單一化，也不是西方化或者歐洲化，奧林匹克運動應當是多文化的和文化之間的。對我國來說，奧林匹克文化就是架在我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化之間的一座橋梁。我國傳統文化缺乏競爭意識和民主精神，思想觀念保守，不提倡培養和發展個性。因此，在我國傳統文化融合了奧林匹克文化之后，其價值是難以估量的。奧林匹克文化在中國大地的推廣和發展，使新一代中國人以自立、自強、自信的人格替代了中國傳統的自我貶抑、自我萎縮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中國人崇尚實效和務實，不講求空談和虛名。正是由于奧林匹克文化的滲入，才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充滿活力。

人類通過競技體育，不斷挑戰人類的生理和心理極限，這是人類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提出：奧林匹克運動所追求的基本精神就是實現個人在精神、肉體和道義上的協調發展，使其成為古希臘所要求的完美的人。文學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反映人類對理想的追求，反映人的內心想法，這與奧林匹克運動所追求的基本精神是不謀而合的。1979年11月26日國際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總部—瑞士洛桑經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表決，正式宣布同意中國加入國際奧委會，從此我國體育事業掀開了新的篇章。從1982年德黑蘭亞運會上直至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我國的金牌總數均是位列第一。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我國更是以51塊金牌位列奧運會金牌總數第一。我國的競技體育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在整個社會掀起了一股體育熱。這種體育熱潮極大的推動了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這些體育作品緊跟時代需求，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和情感密切相關。

在改革開放初期，體育文學也用自己的方式反映著那個時代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情況。特別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前后，以冰心和臧克家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和詩人先后為《體育報》撰寫文章，慶賀我國體育健兒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比如1982年10月7日，臧克家為了慶祝中國女排二奪世界冠軍，所寫的《歡情—女排凱旋》，1984年8月24日，冰心為了慶祝中國女排的三連冠，所寫的《使我感動和鼓舞的女排“三連冠”》等。我國的體育健兒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超出競技體育本身，在全社會產生巨大的反響。為此，我國的文學作家們深入基層，寫出了許多反映我國體育健兒們的頑強拼搏以及他們內心酸甜苦辣的體育文學作品。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西方的現代主義和紀實文學思潮涌入中國，擴大和豐富了中國作家認識和反映生活的視野，強化了自身的文化意識。中國作家們開始以理性精神來重新審視我國的傳統文化，從而使我國的體育文學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的體育文學作品開闊了中國作家的視野和思路，尤其是豐富我國體育報告文學的主題、題材和體裁。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讀取80年代前期的數據．具有批判性的創作理念開始在80年代后期被作家們共享，由此促進了我國體育報告文學的發展和繁榮。特別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文化反思小說的興起，體育文學的創作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比如，1985年5月19日，中國男子足球隊1：2不敵香港，無緣1986年世界杯，劉心武所寫的《5—19長鏡頭》。1988年，中國隊漢城奧運會失利，以趙瑜的《兵敗漢城》等為代表的作品將中國的體育文學推向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