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貴州地域文化，研究者從不同角度發(fā)掘其特色，有人認為，貴州文化的主體特征是山地文化，也有人認為是民族文化，還有人認為是高原文化或森林文化。更多的研究者則認為貴州文化是一個多元、多樣、多層次“多元一體”的文化系統。史繼忠認為，“從總體上看，貴州地域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統和區(qū)域文化的子系統，并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復雜的文化現象。在貴州文化構成中，漢文化固然占著主導地位，但它不是純粹的漢文化，而是夾雜著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存在，而且少數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種，而是分屬苗瑤、百越、氐羌和濮僚文化體系，并演化出多種民族文化，如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水族文化、彝文化、土家文化等等”。［1］146

從地理位置來看，貴州又是典型的內陸省份，深受周邊文化影響。在貴州，黔北一帶明顯屬于巴蜀文化的范圍，黔東一帶頗受荊楚文化的影響，黔南及黔西南與兩粵文化多有共同之處，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區(qū)又近乎滇文化。事實上，用“多元性”來概括貴州文化當然說得通，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貴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來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來源”文化的共存。正因為存在著“多來源”文化的共存，各種文化的交流、融合過程固然有跡可循，但呈現更多的是多種文化的“共生共榮”。所謂“共生共榮”指的就是多樣的文化至今仍然活著，它們各自以其傳統為母本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發(fā)展，在“一體”中各顯個性。這說明貴州地域文化是一種文化寬容的產物，各種文化都表現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長，各顯其長，相得益彰，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局面。“多元一體”在貴州這個特定環(huán)境中，以“多元”體現文化內涵的豐富多樣，以“一體”體現各種文化共處一地的和諧與協調。貴州文化從古至今始終保持著文化的共榮共生，給這里的各種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條件和權利，提供了自由發(fā)展的空間，彼此獨立又相互依存(雖然也相互制約不能讓某一文化獲得長足發(fā)展而最終成為一統天下的文化權威)，所以各種文化現象都得以延續(xù)下來。在這里，傳播與傳承保持著相對的平衡，各種文化之間也維系著某種均勢。盡管漢文化逐漸成為主流，但持續(xù)的時間不過五六百年，強度也遠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區(qū)。因此，相對傳統主流文化，貴州地域文化更帶有邊緣文化的特征;而作為由不同的行政區(qū)劃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幾種地域文化在貴州交匯，因其皆成弱化狀態(tài)，而且又繼續(xù)受到四周文化的影響，因而這些文化并未融為一體，仍帶有區(qū)域文化的特征，只不過范圍大小有所伸縮，在貴州境內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區(qū)域已無跡可尋的“文化孤島”現象的遺存，許多在中原早已失傳的文化卻至今仍在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終充滿生機，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們說多元、多樣、多層次構成貴州地域文化的總體特征是不錯的了，而貴州地域文化與貴州現代文學的發(fā)生也由此說開去。關于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學，一個最經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開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內在的相通處;地域文化、地域文學中體現出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必能續(xù)人類精神之火，成為世界精神財富的一部分。由是，我們擇取貴州地域文化不同層面的文化特征，追尋貴州現代文學發(fā)生期的縷縷回響。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貴;連亙萬里，際天無極。”

這是王陽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館記》中的一段話，用來形容貴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勢磅礴最恰當不過了。貴州省境內山地和丘陵的面積占總面積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guī)r面積占74%，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開門見山”的地方。張曉松在《山骨印記———貴州文化論》中提到:“在貴州，人類生存與發(fā)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質資源、生產生活條件，都是由這個山地所提供的，這是貴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礎，是貴州人賴以生存的物質依托，山與貴州實在是有著至關重要的生命聯系。”山地文化是貴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圖爾德指出:“相應的環(huán)境特征由文化決定。較簡單的文化比發(fā)達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環(huán)境制約。”［2］12長時期處于落后生產方式狀態(tài)下的貴州人衣食住行都離不開山。他們出行、勞作得翻山越嶺，得靠打獵、刀耕火種獲取食物;住“干欄”式房屋或石頭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導致生產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質生產又適應了簡單的文化形態(tài)，造成超穩(wěn)定形態(tài)的文化結構和“內循環(huán)”的文化發(fā)展，由是，“貴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現出鮮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使貴州人任勞任怨、吃苦耐勞、耿直無華、個性倔強;另一方面，山高路險的封閉環(huán)境又使得貴州人不善算計、目光短淺、封閉狹隘、滿足現狀、不求進取、重土少遷，鄉(xiāng)土觀念極重。”［3］20綜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質之一就是封閉性。對于這種封閉性也應一分為二來看待。因為封閉，就使得貴州文化背負傳統因襲的重負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貴州文化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在與主流文化、周邊文化交流、碰撞中，雖未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傳統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外來文化“共生共榮”的局面。諸如:雖然典籍文化相對薄弱，但鄉(xiāng)風民俗文化底蘊深厚;雖然代表漢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漸落地生根，但少數民族文化豐富多彩;雖然在對待外來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閉的大有人在，但滿懷熱情主動接納外來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終“振臂一呼而改天換地”;更遑論封閉的環(huán)境也成就了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學理論正是從貴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閉與開放的二重性是互為消長的，隨著交通的發(fā)達、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閉的因素將逐漸減弱，而開放的特點將日益強化。當晚清以來席卷全國各地的變法維新、倡導自治的圖變之風吹進貴州這封閉已久的“山國”時，貴州人以高昂的開放姿態(tài)回應著主潮。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貴州一些開明人士就已創(chuàng)辦《黔報》、《貴州公報》、《西南日報》、《自治學社雜志》等地方性報刊。1907年“貴州自治學社”成立，該學社提出“以個人自治說為起點，以地方自治說為延長線，以國家自治說為最終面積”的學說主張。辛亥革命期間宣布獨立的“貴州軍政府”稱貴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時也意識到“黔中向名山國，風氣之開，每落人后”這樣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發(fā)生期的貴州現代文學無論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都以“開啟民智”為鮮明目標，雖然成就不大，但甫一發(fā)生，就呼應了時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貴州是個名副其實的“移民省”，不僅漢族主要是移民而來，就連少數民族也如此。漢族自漢、唐以來，就陸續(xù)由中原遷入貴州。大量入住，應該是在明、清以后。據史料記載，明清兩代貴州有兩次大的漢族移民高潮，一次是調北征南(即調集大量軍隊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萬大軍屯戍貴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調北填南(即從內地將破產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強迫遷移往貴州等地)，清代中葉朝廷征討播州藩司楊應龍后，引入大批漢人在“苗疆”屯田墾殖。［4］38這樣，漢族在其不斷向西南擴散的過程中，不但從鄰近的四川、湖廣移入，也從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區(qū)來到貴州。而少數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東、苗瑤民族自東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從云南遷來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從四面八方進入貴州。這種移民大遷徙，最終導致傳統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從而基本奠定了貴州文化“多元會合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