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霞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一、費孝通《江村經濟》簡介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上個世紀30年代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撰寫的博士論文,但這篇論文的醞釀和收集資料開始于國內,有扎實的前期研究基礎。費孝通先生論文里的江村真實的地名叫開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當時在行政上隸屬于江蘇吳江縣震澤區,該地區是中國近代傳統農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業文明后發生社會變遷最劇烈的地區之一。費孝通比較早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個村莊。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別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表“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和“復興絲業的先聲”兩篇文章,介紹開弦弓村發展生絲制造工業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資本主義沖擊等問題,闡述了興辦鄉村工業對維持農民生計的意義。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費孝通對開弦弓村進行調查的預調查。[1]1935年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進行調研,是年冬,在瑤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難,他自己也受重傷,不得不返鄉養病。1936年暑假期間,接受在開弦弓村開展以推廣改良蠶種和科學養蠶為中心的土絲改良運動的姐姐費達生的建議,他到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從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費孝通寫了7篇《江村通訊》,相繼發表在《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題為“這項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希望”。1936年9月,費孝通帶著他的調查資料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

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費孝通接受導師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議決定以他在開弦弓村的調查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不久,弗思的導師、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導費孝通的論文寫作。1938年春,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證明書上所標明的論文題目為“Kaihsienkung:EconomiclifeofaChi-nesevillage”(“開弦弓:一個中國村莊的經濟生活”)。1939年該論文由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英文書名《Peasantliefinchina》(《中國農民的生活》,扉頁上印有“江村經濟”)。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書名《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務印書館文庫》,由商務印書館再版。《江村經濟》在人類學學術發展史上改變了人類學只研究未開發文化的軌道,擺脫了人類學“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2]的傾向,對處于文化急劇變遷中的中國鄉村社區作了生動描述和深入研究。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經濟》英文版序言中認為此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杰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E•丹尼森•羅斯認為:“沒有其他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國鄉村社區的全部生活。”[3]由于費孝通博士論文的學術成就,1981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費孝通人類學最高獎———赫胥黎獎。

二、費孝通鄉村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

《江村經濟》廣泛探討了江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實際上也是一部從微觀的視角研究“三農”問題的經濟學著作。本文不就該書在人類學方面的學術貢獻多加評論,僅就費孝通先生對鄉村經濟方面的研究加以評述。①*

(一)鄉村產權

費孝通先生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江村的財產的所有與繼承作了非常細致的描述和研究,以此形成了他的鄉村產權思想。費孝通認為,鄉村財產的所有是以家為單位,“家”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社會單位”。家產是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權形式,而家產中以土地最為重要;家產的支配權也因為家產性質的不同而由不同人享有:最重要的家產———土地的支配權在家長手中,其他個人只能對消費品擁有個人支配權;家產的代際轉移主要是家長在世時通過分家的形式實現。關于土地的所有權,費孝通又將之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耕種,不付給任何人地租而只向政府納稅的“完全的所有者”的所有權;另一種是耕種者擁有土地,保留使用和處理土地的權利,但與持所有權者分享部分產品的所有權。后一種土地所有權的土地從占有的角度被劃分為兩層:田面和田底。田底占有者是持土地所有權的人,他支付土地稅,所以他的名字將由政府登記,但他僅占有田底,無權直接使用土地進行耕種,所以他們又叫“不在地主”。僅占有田面而不占有田底的人被稱為佃戶。既占有田面又占有田底的人被稱為“完全所有者。”[2]157費孝通認為只有當城鄉關系密切的時候才出現“不在地主制”。由于江村處于經濟比較發達的上海、蘇州等城市附近,城鎮資本大量投資江村地產,“該村約有三分之二的田底被不在地主占有”。[2]167因此,土地的所有權形式是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當今中國農村土地在實行流轉承包過程中,也應該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而不能千人一面、統一要求。另外,費孝通在介紹江村家產的代際轉移時指出,年輕一代對經濟獨立的要求是“家”這一群體的瓦解力量,最終導致分家。家庭的財產一般由諸子均分,女兒無繼承權,但其出嫁時,父母給她一份嫁妝,“甚至最窮的父母也得為女兒備一份被褥”。[2]72中國鄉村家產的這種代際轉移方式延續了幾千年,其牢固性是如此堅固,以至南京國民政府1929年頒布的新民法確立的男女具有同等繼承權的原則在江村沒有引起變化,甚至“尚未發現有向這一方向發生任何實際變化的跡象”。[2]83

(二)發展鄉土工業①*

江村是中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早的農村社區。它一方面保留著中國傳統農村社區的一般特點,另一方面又憑借其優越的區位優勢和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為現代鄉村工業有所發展的卷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地區。基于這一點,在東西方文明沖突中,中國農村的出路何在?費孝通沒有介入當時中國學術界以農立國和以工立國之爭,而是深入實際調查農村工業化面臨的問題。他通過對江村的調查認識到,在人多地少、農業不足以維持鄉村人口生活的條件下,江村手工業已成為江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認為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雖然“是解除農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驟”,但都不能最終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只有恢復農村企業、大力發展農村手工業才是根本的措施。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先生通過介紹江村的蠶絲業發展,描述了家庭企業適應時代需要向合作工廠變革的歷程,指出在中國恢復鄉村企業、建立新型鄉土工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費孝通首先分析了促進蠶絲業變遷的條件。他認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2]236單靠農業,農民不能維持正常時候所需,輔助企業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世界經濟衰退,國際生絲價格大跌,“村民生產同樣品種,同等數量的生絲,但從市場上不能賺回同等金額的錢”[2]177,“蕭條的原因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2]236總之,由于江村被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其經濟發展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隨著江村蠶絲業外部生存環境的變化,它本身必須發生改變以適應新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