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旭東 單位：江西宜春學院

蘇雪林從1931年開始執教于武漢大學后，她的文學思想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20世紀20年代對內審視自我、對外批判國民性的啟蒙立場，轉向接近于梁實秋的新人文主義立場。她與梁實秋的關系很少有人提及，在悼念后者的文章中，蘇雪林這樣寫道:“我對梁實秋先生的傾慕之情及與他精神上的契合，并不始于今日，可說差不多有一甲子之久。”[1](P149)這所謂的“一甲子”，應該追溯到梁實秋與魯迅之間那場關于人性與階級性的論爭。從最早在盧梭問題上的針鋒相對，到“硬譯”一事再起波瀾，最后在人性與階級性問題上來回交鋒，雙方筆戰了好幾年。論戰的策略都是將對方的邏輯推到極致然后給予致命一擊。其實，平心靜氣而論，雙方的觀點都并沒有那么極端。魯迅在給李愷良的回信中認為:對階級性一詞的修飾應是“都帶”而并非“只有”，[2](P128)文學應該兼具階級性和人性，只不過，他在梁實秋等自由知識分子貌似中立的立場上看到其為政府所用的傾向，所以才有《“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樣的“誅心”之作。梁實秋也并非認為文學只有描寫人性而無其他，只是不愿看到左翼文人以階級性的名義借文學鼓吹革命，從而使文學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在這場充滿火藥味的筆戰中，蘇雪林也曾以一篇《文學有否階級性的討論》參與進來，這一史料幾乎未被研究者提及。

在該文中，蘇雪林從“左翼”作家的立場為普羅文學的成立假想了三條根據，然后逐一擊破。其實，這三點根據的內在邏輯其實就是“誰在寫———寫什么———寫給誰”。普羅文學由無產階級所寫，表現的是無產階級的生活，然后用通俗的形式呈現給無產階級看。那么，蘇雪林是如何一一反駁的呢?首先，她認為:就“誰在寫”而言，回溯歷史，終究還是文人階級所創造的優秀作品居多;其次，至于“寫什么”，雖然各人痛苦的原因多樣，但貧富階級對痛苦的感受并無二致，沒必要專注于表現某個階級的情感;最后，就“寫給誰”來說，她認為:真正的好作品必然曲高和寡，人人都歡迎的未必是好文學，所以，不需要以人人都能看懂為目標。文章的結尾是以梁實秋的話作總結:“‘文學就是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文學是屬于全人類的’，這兩句話足以概括我前面三項辨論而有余了。”[3](P3－12)很顯然，蘇雪林的立場是偏于梁實秋一方。這只是個開始，在此后的批評實踐中，兩人在“反魯”和“反郁”的問題上都表現出高度的一致。不管是因為受了梁實秋的影響，還是兩人原本就精神契合，蘇雪林這一階段的批評和創作的確表現出鮮明的新人文主義色彩。她反對把道德從文學中剝離，認為文學應追求一種理想主義;相信文學是對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現，具有“永久的興味”;反感因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濫導致文學形式的失范，強調理性的節制。下面，筆者將從三方面逐一分析蘇雪林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思想。

一、文學與道德

早在20世紀20年代，蘇雪林就不加掩飾地表達對古典主義文學的喜愛:“我愛古典派，因為它所寫的情感，注重于偉大崇高的方面;它常將宗教的虔潔，愛國的熱忱，美人的節操，英雄的氣概和一種關系生命的情感，相對抗，相肉搏，結果，書中的主人公每于尸橫血濺之中，犧牲了私情，護住了公義，舍棄了小我，成就了大我，這雖然中了禮教的毒，但對于人生態度的莊嚴，實教人贊美崇拜。”[4](P541)雖然她不忘用當時典型的啟蒙口吻指出這些男英女烈崇高舉止后面有著中禮教之毒的原因，但她依然被這些作品所散發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所迷醉。

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文壇進一步分化，種種“貽害世道人心之流”促使她繼續思考文學與道德的關系。很少有一個作家像蘇雪林這樣反復提到關于“世紀病”的判斷:西方自十九世紀末，科學成為萬能，物質極大豐富，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條，亦被自然科學破壞無余，現代人終日為物質所奮斗，心靈上遂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動搖”為這一時代普遍的情調，一面發出悲觀厭世的呼聲，一面懷疑苦悶。此種傾向，人稱之為“世紀病”。……“這就是現代人的悲哀啊!是科學的流弊么?物質主義的余毒么?但又誰敢這樣說，說了你就要得到群眾對于你的嚴厲的教訓!”[5]“世紀病”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源于對現代性的反思。啟蒙現代性的發生把西方社會從農業文明帶入工業文明，科技高速發展，生產力迅速提高，物質極大豐富，城市化進程加速。與此同時，其負面影響逐漸滋生，自然被破壞，神明被驅逐，人性被扭曲，生活被全面異化，于是，各種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應運而生。這種反思在中國同樣存在。自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由被動變主動接受西方傳來的現代性，從器物更新到制度變革，引入科學精神，傳播民主思想。但同時，現代性在西方引起的負值反應也經由一些學者的介紹影響到中國學界，如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就認為歐洲人由于過分崇信“科學萬能”，“托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當這種幻夢破滅，信仰出現真空，頓失安心立命之所。[6](P407－408)正是在此背景下，蘇雪林認為中國社會也沾染了西方民眾的“世紀末”心態，反應在文壇上則出現兩種傾向:一類是“專事描寫丑惡的獸性”的頹廢文學，如郁達夫等好寫性的苦悶、鴉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竊、詐騙以及各種墮落行徑，以頹廢之風迎合讀者心理;一類是以揭露“社會的黑暗面”為能事的過激文學，如太陽社、后期創造社等左翼文學社團，以文字激起民眾的憤怒，鼓吹革命的需求。在她看來，一味迎合只能讓讀者更空虛，而一味煽動則易引發社會的動亂。針對這種迎合與煽動的文學，蘇雪林給予了一個統一的稱謂:病態文學。她說:我們可以叫那些滿足官能、刺激色情的、肉麻淫猥的小說為病態文學;我們可以叫那些動以天才自居歌德自命的以夸大自尊狂示范青年的詩文為病態文學。……我們也可以叫那些專門刺探人家隱事、攻訐人家隱私，甚至描頭畫腳，拿刻劃當代人物來開心的身邊故事為病態文學。[7](P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