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文斌 單位：張家口市職教中心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稱《詩》，漢武帝把《詩》列為“五經”之一，始稱《詩經》。對《詩》的形成，漢代學者有官府采詩之說。班固《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擇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對采詩之說，歷來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全面考察周代史料可以看出，采詩之說還是可信的。

現存《詩經》，漢代學者認為是由孔子刪削編定的。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對此，當代學者有不同看法。宋衍申主編的《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中說：“孔子刪詩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因為當孔子幼時，吳公子季札在魯觀樂，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孔子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以上兩例，說明此書在孔子之前已經成集。”我認為，孔子刪詩之說不可輕易否定。《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否定孔子刪詩說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孔子刪詩，完全可按風詩原來的次序；二，他所說“詩三百”，完全可以指自己編定的本子。秦始皇焚書，《詩》亦被毀，漢初復得流傳。漢代傳《詩》的有四家：齊人轅固所傳稱《齊詩》，魯人申培傳稱《魯詩》，燕人韓嬰所傳稱《韓詩》，趙人毛萇傳稱《毛詩》。前三家出于漢初，武帝時已列于學宮，《毛詩》晚出，未得立。《齊詩》亡于曹魏，《魯詩》亡于東晉，《韓詩》亡于南宋，《毛詩》獨傳，即今《詩經》。

《詩經》所收作品的創做年代，起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葉，它們所反映的文學思想，亦應屬于這一時期。《詩經》有不少作品，談到作詩的動機和目的，其中反映當時人的文學思想。朱自清《詩言志辨》說：“《詩經》里說到作詩的有十二處……”其實，并不止于此數。又說：“這些詩的作意不外乎諷和頌，……”其實，也不盡然，因其并非諷、頌所能包含。《詩經》談到作詩的動機和目的共有三類：

第一類：作詩是為了諷刺和勸諫。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風•墓門》）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小雅•四牡》）家父作誦，以究王?。（《小雅•節南山》）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港伯》）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大雅•桑柔》）

第二類：作詩是為了歌頌和贊美。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蒸民》）第三類：作詩是為了抒發憂愁和悲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魏風•園有桃》）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上面這些句子涉及到以下一些問題。

一、文學的社會作用詩可以用來諷刺和勸諫，意味著詩可以鞭撻丑惡，揭露弊端，意味著詩可以促使統治者調節行為，調節政治，這說明詩具有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可以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這是符合事實的。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應，它可以反映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的政治狀況、經濟狀況、文化狀況、道德狀況、風俗民情；可以反映一定歷史時期各個民族、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精神面貌、生活狀況和相互關系，從而使人認識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及其發展趨勢。不僅如此，文學還可以通過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告訴人們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是應該肯定的，什么是必須否定的；從而使人知道應該怎樣去做。文學通過影響人的思想，進而影響人的行為，從而影響社會。《詩經》中的作品就是如此。周代統治者的“采風”行為也證實了這一點。

二、文學的審美性質“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這說明作者已認識到詩應該是美的，應該是令人愉悅的。這就接觸到文學的審美性問題。文學不同于學術，學術以邏輯思維為主，文學以形象思維為主；學術以抽象的理論反映社會生活；文學以具體的形象反映社會生活；學術重在以理服人，文學重在以情感人；文學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都是通過審美作用來實現的，文學必須激發人的美感，必須讓人感到愉悅，否則就不是文學。詩經的作者雖然還不能像我們這樣認識問題，但已意識到詩應該是美的，應能給人以美感，應能激發人的感情，應讓人感到愉悅。公元前一世紀的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詩藝》一書中說：“詩人的愿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全面考察《詩經》中的作品可以看出，我國周代的人們早已認識到這一點了。

三、文學的抒情功能“心之優矣，我歌且謠。”“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這說明，作者已明確認識到詩歌可以抒發憂愁和悲哀，具有抒發感情的作用。這不僅揭示了作者與作品的關系，而且從一個層面揭示了詩歌的本質。從作者與作品的關系上看，作者是創作的主體，作品是創作的客體，作品是作者創作出來的，作者通過作品表達自己的感情，作品詩作者感情的抒發。從詩歌的本質上看，詩歌是作者感情的體現。當然，《詩經》作者還不能從這樣的角度認識問題，但其作品卻實實在在地揭示出這樣的事實。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一個雕象應該通過形式表現心里活動。”這和“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說的是同一個意思，都揭示了作者與作品的關系，都揭示了藝術的本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