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怡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指出：“今天，認為歷史是可總覽的整體的觀念正在被克服。沒有一個獨此一家的歷史總概括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得到的不是最終的、而只是在當前可能獲得的歷史整體之外殼，它可能再次破碎。”①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敘述似乎很能說明這一道理。我們不斷“建構”自己的歷史敘述，而這些敘述都不可能讓我們完全滿意，各種敘述的“外殼”（框架）總有破碎的機會。文學的歷史首先是文學按照自身規(guī)律演變的歷史，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努力尋找著對此規(guī)律行之有效的敘述范式，其中重要的工作便是致力于“歷史性質(zhì)”的辨析與“時間概念”的認定，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框架可謂完整而有效。不過，認真仔細的反思卻也告訴我們，迄今為止，對文學發(fā)展所依托的國家歷史情態(tài)的細節(jié)性考察依然存在不少的空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更關注歷史過程的“意義”———要么是相對空泛的“世界性”，要么是混沌曖昧的“中國性”與“民族性”。須知，對文學“自身意義”的辨析最終也需要依托具體的時空框架，只有進一步挖掘具體的國家歷史情態(tài)，文學史的敘述才會不斷呈現(xiàn)被前人所忽略的新價值，而我們的學術事業(yè)也才能進一步推進。

一

迄今為止，在眾多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敘述概念中，得到廣泛使用的有三種：“新文學”、“近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它們出現(xiàn)和定型于不同的時期，對于學術研究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的意義。可以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成熟的學科，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思想平臺上完成各種學術思想的有效對話，就是因為不同見解、不同感受的學人都能接受和認同這些概念，并努力將自己的觀點融入這些概念組成的學術框架中。不過，學術研究的概念和對話平臺也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探索的深化，我們面臨著新的問題，學術研究需要在新的概念和平臺上加以推進。平心而論，我們耳熟能詳?shù)倪@三種概念都不完全是對中國文學自身的時空存在的描繪，概括的并非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具體的國家與社會環(huán)境。也就是說，我們文學真實、具體的生存基礎并沒有得到更準確的描述。也正因為如此，它們的學術意義也都一直伴隨著連續(xù)不絕的爭議，值得我們反思、追問和完善。

“新文學”是第一個得到廣泛使用的文學史概念。從１９２９年春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編訂《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到１９３２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講演“新文學源流”、出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從１９３３年王哲甫出版《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到１９３５年全面總結第一個十年成就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隆重推出，從１９５０年５月教育部頒布的教學大綱定名“中國新文學史”到１９５１年９月王瑤出版《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都采用了“新文學”這一命名。此外，香港的司馬長風和臺灣的周錦先后撰寫、出版了同名的《中國新文學史》。乃至在新時期以后，雖然新的學科命名———近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已經(jīng)確定，但是以“新文學”為名創(chuàng)辦學會、寫作論著的現(xiàn)象卻依然不斷地出現(xiàn)。以“新”概括文學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這一時段文學運動中的自我命名。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伴隨著一系列“新”思潮、“新”概念與“新”名稱的運動，如梁啟超提出“新民說”、“新史學”、“新學”，文學界則出現(xiàn)了“新學詩”、“新體詩”、“新派詩”、“新民體”、“新文體”、“新小說”、“新劇”等。可以說，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求新逐異”的時代，“新”的魅力、“新”的氛圍和“新”的思維都前所未有地得到擴張，及至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轟然登場，“新文學”作為文學現(xiàn)象進入讀者和批評界的視野，并成為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概念。《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有文章明確提出：“夫有是非而無新舊，本天下之至言也。然天下之是非，方演進而無定律，則不得不假新舊之名以標其幟。夫既有是非新舊則不能無爭，是非不明，新舊未決，其爭亦未已。”①

今天，學界質(zhì)疑聲音認為，“新文學”的“新”將其他文學現(xiàn)象排除在外，以致現(xiàn)代文學史殘缺不全。其實，任何一種文學史的敘述都是收容與排除并舉的，或者說，有特別的收容，就必然有特別的排除，這才是文學研究的基本“立場”。沒有對現(xiàn)代白話的文學傳統(tǒng)的特別關注和挖掘，又如何能體現(xiàn)中國文學近百年來的發(fā)展與變化呢？對于“新文學”敘述而言，真正嚴重的問題是，這一看似當然的命名其實無法改變概念本身的感性本質(zhì)：所謂“新”，總是相對于“舊”而言，而在不斷演變的歷史長河中，新與舊的比照卻從未有一個確定不移的標準。從古文經(jīng)學、荊公新學到清末西學，“新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內(nèi)涵不斷變化，“新文學”亦然。晚清以降的文學，時間不長卻“新”路不定，至“五四”已今非昔比，“新”能夠在多大范圍內(nèi)、多長時間中確定“文學”的性質(zhì)，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學術難題。我們可以從外來文化與文學的角度認定五四白話文學的“新”，像許多新文學史描述的那樣；也可以在中國文學歷史中尋覓“新”的元素，以“舊”為“新”，像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那樣。但這樣一來，分明昭示了“新”的不確定性，而為他人的質(zhì)疑和詬病留下了把柄。誠如錢基博所言：“十數(shù)年來，始之以非圣反古以為新，繼之歐化國語以為新，今則又學古以為新矣。人情喜新，亦復好古，如是循環(huán)；知與不知，俱為此‘時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戲狎懺悔之詞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