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完全是在后天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是在成為社會人之后產生的。其出生后開始仔細地觀察世界，頭腦中逐漸形成思維方式和認識能力并產生初步的思想，對各種問題的認識不斷加深。那么緣此，我們贊同人之初應該是“性無所謂善、無所謂惡”的觀點，基本是由社會環境和后天的教育塑造了他(她)的品性。換言之，人在出生后本身就是一張白紙，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會像成人那樣生活和思考。其必須接受教育，首先學會生活，學會做人，這對于任何人都是不可缺少的過程。這個接受教育的過程，必須是在一個相應的社會環境之下，使人逐漸適應、學習和養成。也就是說，人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成長，客觀外界對他的影響比較大。那么，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人之初并不存在“性善”還是“性惡”的問題。如果某個嬰孩成人以后是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那么他的“惡”絕不是從娘胎里帶來的，反之亦然。正如告子所言:“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無分于東西也。”

現代為人父母者非常注重對子女生活和學習環境的選擇，以及對孩子在智力方面的良好教育，這是正確的、可取的。一個人的文化背景、生活與學習環境、生活態度與方式，甚至由此而形成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對問題的認知能力以及行為方式等等，都與所接受的教育直接相關。人的智商是有差異的，但智商的高與低和人性的善與惡沒有直接關系，并非智商高者皆為善人，智商低者皆為惡人。為人父母者重視給子女選擇一個接受良好教育的成長環境當是明智之舉。不可否認，這一代年輕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在品行、道德方面重視不夠，甚至有嚴重欠缺。例如，如何做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一個有良善品行的人，如何為社會慈善做出自己的那一份貢獻，等等。他們非常看重子女所接受的文化教育，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只要學習成績優異，其他皆不重要，那就不是一個正確的教育觀。作為一個正常人、健康人，應該獲得綜合發展，絕不是只要接受了科學和文化教育就一切皆好，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接受科學和文化知識的教育不能取代人文主義的教育。假設一個人掌握了高科技卻沒有良好的道德，沒有對社會和他人的責任心、慈愛心，那就不可能為他人、為社會做出應有貢獻，甚至有可能成為一個惡人。為人父母者應當首先教育子女學會做人，學會做善良之人，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事實上，善是做人之根本。作為人，善是基礎的、根本的人性。在任何生活環境或工作環境中，一個人是與人為善還是與人為惡，不難鑒別。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人性的良善與邪惡可以清楚地加以辨別。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競爭可以促進社會發展，能夠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這是無疑的。但是，人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競爭時采用什么手段，這是至關重要的。在現實社會中，某些不正當競爭者所采取的手段，尤其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的違反法律、違背道德的行徑屢見不鮮。作為善良人，不是不與別人競爭，而是在競爭中采用的手段必須是公平、公正、公開的，是坦誠的和合理的，易于被他人和社會所接受。采用不正當手段同他人競爭者，至少不是善良之人。

在現實生活當中，良善者是絕大多數，不善良者絕對是極少數，但這極少數人會給社會的公平競爭造成不良影響。有人認為，競爭必然產生“惡”。本文對此有不同認識。公平競爭或合乎程序、情理、法理的競爭，不會產生“惡”，相反，不正當競爭可以產生“惡”，或許使一些本來并非邪惡之人墮落為惡人。那么，如果把人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視為“惡”的話，則另當別論。良善之人應該是老實人，這兩者之間似乎是相等的。一個人如果能做到老實做人、認真做事的話，他的工作至少不會出現大的問題，而且可以獨立擔當某方面的職責。這種做人做事的原則是一種嚴肅的敬業精神，就是讓每個人都認認真真，老老實實，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對工作負責，對社會負責。

善良人的生存空間很大，因為他的人際關系相對融洽，人們從內心愿意與善良人交往。一個善良、本分、容易接近的人，別人在與他相處時不會產生強烈的提防心理。善良之人往往服從組織安排，不會提過多或過高的待遇或條件。相應的一份工作得到相應的報酬，能夠維護自己的基本生活。善良人在與人接觸中，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同事愿意與他合作共事，因此他的生存空間比較大。希望社會上每個人都要學著做好人，做善良人。假如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公平、不合理的環境下，是不是就要去做惡人，做惡事呢?我們以為，任何人都不能背棄自己做善良之人的原則，不要隨波逐流，與某些不良之人同流合污，而是要保持自己純潔、健康和平衡的心理狀態與精神面貌，使我們能夠立足于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之中，這樣社會才有了慈善的基礎和前提。人性善與不善問題在我們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它是我們社會慈善的根本或基礎。基于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人性之善，本文討論的慈善既是一種事業，更是一種人性和素養。隨著本文討論的延展，我們以為應當對“慈善”這一概念做出廣義與狹義的區分及界定，并對“慈善人性”這一主題話語的提出加以論說。

關于慈善的內涵、淵源及“慈善人性”的提出。什么是“慈善”呢?通行的解釋是全人類對自己每一個成員的關懷、愛護、撫恤、富有同情心。從一般的詞義上說，“善”就是吉祥、美好、恩惠，即《說文解字》中所解釋的“善，吉也”。后引申為和善、親善、友好，“慈善”二字合用時則用以表達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筆者對此做出如下解說:慈代表慈心，善代表善舉。慈心是在倫理學或道德哲學領域彰顯的慈悲、親善或慈愛之心，主要體現了長輩或尊貴者對晚輩或黎民百姓的親善之意;善舉是在社會實踐領域倡導仁愛、公正或正義之舉，也就是為他人、為社會做出自己應有貢獻，以表達晚輩或黎民百姓的善良之心。在這個前提下，慈心與善舉相結合的社會觀念以及人們的日常行為方式，就需要在全社會加以推廣和倡行。社會應該有善舉，但人更應該有慈心，沒有慈心的善舉不是真正的善舉。退一步說，對沒有慈心支撐的善舉，我們不表示反對，卻不情愿從內心深處加以贊賞。

人類社會之慈善源遠流長，且有著深沉的精神動力和社會傳承力。對此，許多人習慣于從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體系中尋求其統緒與因素。我們在對慈善文化的研究中，也試圖由此開發傳統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資源并采用之。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均對慈善倫理有過諸多解說，對社會慈善事業做出過巨大貢獻。世俗慈善與宗教慈善盡管有不小差異，但在慈善的最終目標和結果上卻基本一致。例如，佛家主張悲憫眾生，認為人世間就是一個無邊苦海，因而極力提倡布恩施惠。他們拯濟災難、行醫救命;入世教化、造福社會。佛教對慈善事業做出難以估量的貢獻，可謂成就斐然，這是世人皆知的。道家首倡“上善若水”，強調自奉清儉，主張“損有余而補不足”，富余的那部分財富可以用于貧困人口的撫恤。事實上，“慈善”這個概念本身卻是道教首先提出的。這表明中國本土的道教與東來之佛教，都是慈善理念和社會福祉的倡導者。作為社會慈善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道教慈善彰顯了“濟世利人、齊同慈愛”的社會福祉和人本關懷，其“濟人之急，救人之危”的倫理觀念和價值觀念在社會上廣為傳播。自漢代形成以來，道教慈善極大地推動了全社會的慈善事業，對社會與民生做出重大貢獻，也為當前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儒學作為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影響且深入人心的主流文化形態，內含諸多推動當代中國慈善事業和慈善教育發展的哲學觀念、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等文化資源，也包括儒家教育中對人性善的教育和發掘。例如儒家的“性善論”就可以為人們的慈善行為提供哲學與倫理學基礎，充分展現人的慈心與善舉所蘊含的人文內涵。因此，有學者認為儒學就是“人學”。儒家的人學，首先包含了對人的關懷。儒學力主的“仁愛”觀念，尤其重視親情的倫理規范或道德境界，有利于慈心的生成和善行的促動，所以它在事實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慈善事業的血緣基礎、倫理基礎和社會基礎。儒家推崇“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認為此“心”乃引發人們扶危濟困、救助弱者等善舉的心理緣由。儒家的“仁政”學說和“民本”思想，實際上是當代社會慈善事業和慈善教育的助推器，并提供了現實政治及思想觀念保障。

在回顧了傳統文化教育與慈善事業的關系之后，我們形成如下認識:把慈心善舉作為人的必備素養的一個層次是恰如其分的，因為慈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方面的規定性之一，缺乏慈善之心者，就失去了為人的基本因素。我們贊同慈善界和學術界關于“慈善人性”的提法，并對其內涵做出規定。即所謂“慈善人性”，擇其要者有三。一曰慈善心理與意識，這是關于慈善的最深層次的動機問題;二曰慈善態度與言論，社會組織或個人公開向社會宣示自己的慈善觀念和態度;三曰慈善行為與效果，慈善組織和個人必須將慈善觀念和言論落實到行動上，并產生相應的社會效果。上述三者相互依存，密切關聯，人的慈善態度與言論、慈善行為和效果應當由慈善的心理與意識決定。但是，沒有慈善的態度和言論也可以有慈善的行為與效果，而僅有慈善觀念、態度和言論而沒有慈善行為和效果則是不夠的。三者有著遞進的邏輯關系，且都是慈善人性所必需的。慈善是自古以來人之性及其高尚情操的外在表現和生動詮釋。由此而言，我國慈善事業和慈善教育源遠流長，無論在官家還是在民間，都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豐富理念和具體措施，成為不同歷史時期百姓積極參與的重要社會活動。

本文作者：沈韜  陳國慶 單位：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