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絲綢之路上的中國陶瓷

絲綢之路（SilkRoad）并不是一條很固定的線路，不斷隨著地理環境的演變和政治、宗教形勢的變化而變遷。它大體逾7000公里，起始于古中國的長安（今西安）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陸路商業貿易路線，也是溝通古代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的一條大動脈。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所稱的“絲綢之路”（現多稱為亞歐大陸橋），在張騫通西域后，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絲綢輸出通道逐漸變得更為暢通。中國著名的陶瓷，自漢朝起也經由這條交通路線銷往西方世界各國，并快速蜚聲西方世界而成為超越絲綢的國際性大宗商品。在為中國帶來了巨大商業財富的同時也使得“瓷國”這一稱號享譽于世。唐代以后，絲綢之路雖然因海路交通的發展而相對削弱了它在溝通亞、歐陸路交通方面的地位，但實際上它依然繼續存在并發揮著作用。元朝時期，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往又一次形成高峰，輸出地涵蓋東北亞、東南亞的全部國家，南亞和西亞的大部分國家，非洲東海岸各國及內陸的津巴布韋等國。明朝時期，絲綢之路上陶瓷的運銷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假使根據歷年的考古資料，將這一個時期內世界范圍內發現的中國古陶瓷遺址標注于同一張地圖上，我們將會發現中國瓷片像珍珠項鏈般串起這整條絲綢之路，點亮了或蒙昧或落后中的整個東南亞、非洲和阿拉伯大地。絲綢與陶瓷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主要商品，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中國對外商品的輸出，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輸入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通過絲綢和陶瓷這兩件媒介，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通過它們，讓中國人認識了世界，讓東南亞、非洲、中亞、西亞、歐洲、美洲人了解到了神秘而強大的中國，了解到了東亞的強盛文明。

2陶瓷之路上的中國陶瓷

事實上，在絲綢之路之前，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silkroute）便已發端，也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福建省的泉州市便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了克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平原少山脈眾多而帶來的諸多陸地交通不便，自古以來就有許多人不斷嘗試海路航運，并最終形成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家都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公元8世紀中葉，隨著中國陶瓷工藝的逐步提高，全國的陶瓷制作、生產逐漸走向成熟，從而為陶瓷作為大宗出口商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的青瓷。阿拉伯作家扎西茲(776—868年)在他的《商務觀察》一書中列舉了從中國運去的多彩陶瓷；地理學家伊本•法吉赫在其《地理志》中將絲綢、瓷器和燈列為中國的三大名產。中國唐代東西洋航路所及之處，都發現了許多瓷碎片。至宋代政權建立以后，宋王朝比較重視海外貿易，中國陶瓷對外銷售有所增加。相較于宋朝，元代經由海上陶瓷之路運銷的中國陶瓷在數量、品種、規模上均要大的多。現今在朝鮮、文萊、巴基斯坦、埃及、蘇丹、肯尼亞、坦桑尼亞、桑給巴爾、馬達加斯加等國家和地區均發掘到和出土的來自于中國元代的陶瓷便是最有力的考古證據。明初社會經濟繁榮，官窯、民窯瓷器急劇增加。明代大量出口瓷器是在鄭和下西洋之后，鄭和八次遠航使中國瓷器進一步名揚海外。明朝中晚期，中國瓷器不僅暢銷亞洲和非洲各國，而且開始大量銷往歐洲。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十一年后，由于開放海禁，大規模瓷器通過民間貿易輸出。鴉片戰爭前夕，我國的陶瓷輸出不僅僅局限于日本與朝鮮市場，還大量遠銷至婆羅州、蘇門答臘、爪哇、馬來西亞、澳洲、美洲和非洲等國家和地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進入清代后的中國陶瓷外銷，仿佛已進入現代社會一般：除了部分中國傳統型瓷器品種外，更有相當比例的陶瓷產品是依據當時雙方的合同或協議而特地根據西方市場需求生產的。

3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的中國陶瓷

經由朝鮮這座橋梁，公元12世紀，日本派禪師向我國學習建窯等制陶方法，歸國后經多次試驗后終于燒造黑瓷成功。明正德年間，通過遣唐使再學得青花瓷制法。此后的數個世紀內，不斷有日本人來中國吸取制瓷經驗，并加以發展。在東南亞，15世紀時，越南曾直接聘請中國的制瓷工人燒制青花瓷。而根據考古資料證明，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中亞的伊朗，北非的埃及，東非的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坦桑尼亞等國也同樣發掘出驚人數量的中國古瓷。在歐洲，1470年，中國制瓷技術通過阿拉伯人傳給了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學會并制成了輕薄半透明的瓷器。1634年，中國制瓷技術再次由意大利流傳到了荷蘭的德爾卡特。而法國則是在1677年后分別仿制出軟制青花瓷、德化白瓷與孔雀綠釉瓷。德國1503年從意大利學習彩陶技術，并于1709年制出第一批硬制瓷器。意大利、荷蘭、法國與德國等國是仿制中國瓷器的最先一批成功者。這些國家通過仿制中國瓷器，有力地填補了當時西方國家的低價陶瓷市場。在漫長的國際經濟文化技術交流中，中國的陶瓷產業不但向西方世界出口了大量的陶瓷制品，也從國外吸收、引進了相當的物質和技術。例如，民間野史即提到明永樂、宣德時期的青花瓷，使用的便是進口青料；正德、嘉靖時期的回青料也是進口青料。此外，清朝康熙年間琺瑯彩繪制瓷胎登陸我國，從而形成風格迥異于傳統瓷器的琺瑯器，琺瑯技法間接地導致我國一種新的陶瓷繪畫技法———粉彩的出現。

中國陶瓷在與世界的幾千年經濟、文化交流中，尤其是近200年來，在陶瓷技法，裝飾藝術等方面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得益彰，融精美工藝與藝術為一體，更是揉入中華文化的精粹，成為無可替代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文明史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在經濟、文化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國陶瓷在過去的歲月中引領與跟隨世界潮流發展演變的歷程再次提示我們：應在更廣闊的時空中以全球化的視野審視文化的多元化，賦予中國陶瓷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鮮明的民族特色與更高科技含量的工藝水平。

本文作者：萬禮杰 單位：江西省工藝美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