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矯正體現了從對罪犯采取懲罰報應的方式向側重對罪犯的矯正復歸的行刑理念的變化趨勢，其發展與演進反映了現代社會對刑罰及行刑思想的理性探索，符合行刑由嚴酷走向寬緩的國際趨勢。我國是在經歷了很長時期的單一刑罰體制后展開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中對社區矯正在法律范疇內作出了解釋:“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并且還明確了適用社區矯正的具體情形和執行方式。2009年，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并成為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一、社區矯正實行法律監督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據

首先，社區矯正在我國目前還沒有制定一部全國性的《社區矯正法》或其它統一的執行辦法，各地區多是按照《通知》的指導性意見，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自行出臺相關文件，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因此，各地的社區矯正執行方式和內容差異較大，執行程序不一。然而，社區矯正卻牽涉到人最基本的權利———人身自由權、人格權的限制和行使。因此，在規范社區矯正本身就存在的制度缺陷和保護服刑人員的合法權益的雙重需求下，檢察機關加強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法律監督是十分必要的。其次，社區矯正與監禁刑比較，被執行主體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往往有一些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謀求社區矯正的機會以逃避監禁刑罰，因此，社區矯正中容易滋生執行權的濫用和權力尋租等腐敗現象。加強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法律監督，特別是加強對法院、監獄等機關在矯正對象的確定上進行監督，才能防止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出現腐敗現象，有利于促進公正廉潔執法。2011年3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八)》，該修正案首次將社區矯正以刑罰形式寫入刑法，使其有法可依。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檢察機關的職能作出了界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刑事判決、裁定的執行有違法情況時，應通知執行機關予以糾正。”《通知》第三條也明確了檢察機關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的法律監督地位，要求檢察機關“加強法律監督，完善刑罰執行監督程序，保證社區矯正工作依法、公正地進行。”這些都是對社區矯正實行法律監督的法律依據。

二、社區矯正實行法律監督的內容及方式

社區矯正法律監督是指檢察機關對判決、裁定、決定監外執行的罪犯，置于社區內進行教育矯正、監督管理過程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在司法實踐中，目前尚無一部法律對社區矯正檢察監督的內容作出規定。檢察機關開展社區矯正監督的內容基本沿用監外執行檢察監督的內容，主要按照社區矯正四個環節，即交付執行、監管過程、變更執行、終止執行進行法律監督以及對執行社區矯正的機關和人員的監督。

監督方式是指為實現監督目標或完成監督任務而采用的具體形式或技巧。檢察機關主要采取定期專項檢察與日常隨時檢察相結合的監督方式?！度嗣駲z察院監外執行檢察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明確規定，除了開展每年至少兩次對監外執行罪犯監管活動定期專項檢察活動外，對于可能出現的嚴重違法問題和社區矯正中的重大事件要進行隨時檢察，這進一步明確了定期與隨時相結合的檢察監督方式。這樣既可以保證社區矯正主體集中精力去矯正罪犯，不用經常性地疲于接待檢察機關的檢查，又符合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性質。這種定期和不定期相結合的檢查，可以發現社區矯正過程中常規性和非常規突發性的問題，并及時予以糾正。

三、社區矯正法律監督中存在的問題

1．法律監督的立法過于籠統。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執行機關進行法律監督的法律依據目前只參照《通知》的規定:“人民檢察院要加強對社區矯正各執法環節的法律監督，發現違法情況時應及時提出糾正意見或者檢察建議，保證刑罰的正確執行。”其中對檢察監督只是做了原則的規定，說明社區矯正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的職責，但是沒有明確法律監督應當遵循的程序和操作規程，對于檢察機關啟動法律監督的時間、采用法律監督的手段、發現違法行為的后果等等都沒有提及。目前，檢察機關對社區矯正的法律監督主要還是參考《辦法》中關于監外執行法律監督的相關規定。可以說，檢察機關仍停留于傳統的監外執行檢察監督工作層面上，對于社區矯正這一新的刑罰執行方式，沒有針對其特點制定有效的法律監督方法。

2．法律監督定位不明確。社區矯正的法律監督主要是針對執行機關活動的合法性進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負責被判處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裁定假釋、批準或者決定監外執行等刑事裁決的執行;《通知》也再次確立了“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作為日常工作主體”的社區矯正的刑罰執行模式，即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刑罰執行主體，司法行政機關處于配合、協作地位。在實踐中，社區矯正的工作十分復雜，大量的日常工作落在了司法行政機關身上，司法行政機關具體負責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和教育矯正。而公安機關雖然沒有實際從事社區矯正的執行工作，但法律上仍需承擔社區矯正執行工作的法律后果，這種權責不一的現象，使得將來如果出現對社區矯正對象監管不力的問題，由誰來承擔責任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容易出現互相推諉的現象。同樣，由于司法行政機關從事社區矯正執行工作的地位不明確，進而影響了檢察院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的發展趨向。

3．法律監督的職權有限。檢察機關如果發現執行機關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其方式主要是向執行機關發出口頭建議或者糾正違法通知書。而違法行為能否得到糾正取決于矯正機關接到檢察機關的建議或者通知書后如何作為，如果矯正機關接受檢察建議，那么違法行為得到糾正，法律監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矯正機關拒不接受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檢察機關只能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2008年頒布的“四個辦法”的規定，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報告，由上級人民檢察院向被監督單位的上一級單位提出檢察建議，這是檢察機關在實際中的通常做法。但這樣做只是把雙方主體的司法行政級別升高一級，矯正機關的違法行為依然存在。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基本職能在于法律監督，因為法律沒有賦予檢察機關相應的處置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只能停留在現有的職權范圍內而缺少強制執行的權力，法律監督的效果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