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以下簡稱“兩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西安召開。本次會議由西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承辦，來自全國的250多位法學院校的校長院長和專家參加了會議。本次年會和論壇的主題是“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走向與法律人才培養改革”。與會者提交大會50余篇論文和若干最新研究成果。大會主題發言和分論壇中就中國法學教育科學發展、法學人才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化法學人才培養路徑、法學實踐性教學的推廣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F將會議討論的總是綜述如下。

一、關于法學教育的現狀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法學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這一點是與會者的共識。據教育部和有關統計，目前我國有615所高校開設法學專業，115個法律碩士點，開展各種形式法學教育的單位總計有927個（包括黨校、軍校、民辦高校、電大、自考、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及公安警官類院校）。年招生約11萬余人，在校生70多萬人，其中本科45萬；2008年招收法學碩士生13192人，法律碩士（含全日制和在職）8705人，兩者合計在校生規模近6萬人；2009年招收法學博士生約1000人，在校法學博士生近3000人。2008年法學碩士、法學博士的招生規模比2005年翻了大約一倍。我國成為世界上發展速度快、規模最大的法學教育大國。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顯教授在會議主報告中總結指出：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這個體系包括法學教育的多樣化的類型與層次，基本教育、特色教育、拓展教育有機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普通高校的法律素質教育與專門學校的法律職業教育相銜接，統一司法考試與法學教學教育良性互動的職業教育和就業機制等豐富內容，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和挑戰。而從研討的情況看，法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涉及了法學教育自身和相關的各個方面。按照張文顯教授的概括就是：法學教育規模與質量要求不相適應；社會對高素質、高級法律人才需求與高等學校的培養能力不相適應；法學本科教育是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不相適應；法學教育的統一性基本要求與多樣化發展態勢不相適應；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不相適應。

二、法學教育目的與定位

法學教育的定位是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素質教育還是職業教育的問題多年來意見紛呈，莫衷一是。本次會議的主流或傾向性的意見都強調了法學教育的精英教育性質，而且預言它將成為中國法學教育今后的一個發展趨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教授認為，盡管法學教育隨同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到大眾教育階段，但這并不能回避和否認精英化問題；中國法學教育的大眾化階段應當包含精英教育的內容和特點，應當從一個高質量、高水平和高規格的標準和要求來考慮法律人才培養的目標、教學水平、生源和師資等問題，法學教育應該從量的擴張轉變為對質的追求。他從現代法學教育的社會使命、國外法學教育經驗和中國法學教育的目標三方面闡述了法學教育應當是精英教育的理由，進而提出了如何推動法學教育精英化的途徑和措施，即轉變觀念、規范辦學條件和完善質量監控體系。此外，如有人認為精英教育是一個理想，短期實現較為困難，應作為長期目標；現在的法學教育已經到了大眾教育地步，不同于精英教育和職業教育；任何時代都會有上中下三種人，有些人是培養不出來的，培養一部分的優秀人才就足夠了；應當分層次定位法學教育的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等等。關于法學教育的職業教育性質，并且認為法學教育應當以職業為導向，面向社會實際、面向法律等職業領域，這是最近人們對法學教育定位認識上的明顯和重大的變化。人們越來越多感到中國目前法學教育的規模如此龐大，事實上是不可能都進行學術化培養；要讓學生多元化的發展，走向職業化，注重職業化的培養。有少數人認為素質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系是統一的，兩者本身并不矛盾。

三、法學教育規模與質量

規模和質量一直是觀察中國法學教育宏觀發展態勢的一個重要視角。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法學教育規模，對此法學界沒有異議，而且人們也大都對規模發展過快、過熱背景下法學教育的質量和水平表現出擔憂，特別是對法學專業審批條件寬松、設置數量過多、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規模過大及由此帶來的各種問題提出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批評，認為規模增長過快直接導致了法學教育質量水平的嚴重滑坡。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會議上，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表達了不同尋常的看法。他首先認為那種因法律人才培養質量的下降而要砍掉一批法學院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各種現實利益所系實際上不可能做到；其次，如果不以頂尖人才而是按照平均教育質量的標準來評價的話，我們目前法學教育的質量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第三，由于過分快速發展，我們本來可以更好地提高質量而現在沒有做到；第四，更好地提高質量的辦法是在保留政府有限干預的同時，注意在整體上推進以市場為導向的教育改革，必須走市場化的道路。他的意見對我們深入思考如何評價法學教育質量的問題提供了有益啟發。

四、法學人才培養模式

由于牽涉全國各種類型法學院校各自存在的價值或作用的表達，也因為涉及法學教育過程的各個環節，如培養目標、課程、教材、教學方式及相關管理機制和設施手段等，因此近年來關于法學人才培養模式問題的探討相當活躍。除發表有大量的專題報告和論文外，“兩會”還通過組織一系列相關活動，如近年來先后分別召開的財經類、理工科類、師范類等高校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研討會，旨在回應不同類型高校法科辦學的方向和途徑問題，同時提出了法學教育的特色化發展的指導意見，并不斷致力于構造可行的法學教育分類指導體系和分類評估方案。研討中，大家都同意法學人才培養模式應當是多元的、富有各自特色和以市場為導向的。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郭捷教授介紹了該校長期堅持的探索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的實踐成果；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教授介紹了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中注重文化特色和文化品牌的實踐經驗；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保生教授通過對證據法的價值分析強調了在法律人才培養中科學主義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介紹了培養“融通性人才”的觀點及其研發法學實踐模式軟件的做法；與會高校代表分別介紹了自己對特色辦學的理解和一些具體做法。會上，對于多元化和統一性，或如有的說法“主流與特色”的關系，學者的理解和實踐差異很大。有的強調主流是基礎，特色只是主流的延伸；也有人強調統一化、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有機結合；還有人提出依照“985”、“211”工程和民辦院校的標準把法學院定位為三類，即培養經國人才、律師法官檢察官等保障人權人才和宣傳輔助人員。這一觀點立即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批評這種分類帶有行政色彩。清華大學王晨光教授反對法學院都追求一流，認為那些做好自己的工作、培養的畢業生滿足本地區需要的法學院就是一流的。在人才培養模式的討論中，培養層次方面的討論相當有限。盡管有專門討論研究生教育的論文，但總的來看，關于法科研究生，如法律碩士、法學碩士、法學博士方面問題的研討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