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歷史時期英國文化中的中國文化

(一)17世紀

17世紀，英國語言文學對中國文化形象的塑造表現出明顯的實用性，出現了同一時期不同文學作家對中國的認識的截然不同的表達。例如，培根、托馬斯布朗、約翰韋伯對中國語言是人類初始語言的論證;延達爾、柯林斯、蘭姆塞、博林布魯克對孔子的推崇;坦普爾、約翰遜等人對中國哲人治國的褒揚;同時也出現威廉尼克爾斯、威廉沃頓、非朗西斯洛基爾、喬治貝克萊對中國道德、哲學、學術、發明的攻擊。17世紀，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建筑式樣成為英國人上上下下追逐的時尚，文人對中國語言、宗教、政治制度的贊揚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在他們眼中是一個智慧與文明的國度。

18世紀以前英國人關于中國的知識很有限，絕大部分是想象，英國人把中國當做補償自己缺憾的理想國。《曼德維爾游記》里中國傳奇式的富庶與威嚴，17、18世紀英國文人對孔子的推崇，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的贊嘆，都表達了英國人內心的渴望。

(二)18世紀

18世紀，不少英國文學作家，如曼德維爾、坦普爾、伯頓、格爾斯密等都對中國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仰慕、傾心與迷戀，將所有美好的特征都投射到中國文化上，賦予中國以無限的魅力，將中國塑造成人間天堂，帶有濃重的烏托邦幻想色彩，同時，他們批評譴責本土文化，渴望以中國文化為榜樣，改進本土現狀。一些英國文學作家對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及宗教、制度等大力頌揚。例如，伏爾泰在政體、道德方面對中國的大力贊揚，萊布尼茲在社會和家庭制度上對中國的稱頌。但在這一時期作家們對中國的文化看法有褒有貶，已經不只是局限于神奇和向往了。

(三)19世紀

19世紀，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后，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在英國文學作家的眼中，中國由強大繁榮變得保守愚昧。雖然這個時期有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蘭姆、蘭陀、卡萊爾對中國的浪漫想象與贊揚，但也有拜倫、雪萊、狄更斯、華茲華斯等作家在作品中對中國的蔑視描述。

19世紀以后，由于工業革命帶來的爆發力使得英國國力突增，優勢日彰，再加上對中國現實了解的增多，發現了中國文明的弊端，中國成了反襯英國國力強盛、種族優越的材料。在德昆西、毛姆和羅默的文學作品中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英國人那種氣勢逼人、居高臨下的姿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極大地打擊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對自己的文明失望之余，迪金森描繪了一幅理想的中國圖畫。羅素甚至將中國作為拯救西方文明的東方之光。英國人需要中國文化形象，就像他們需要一個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國人塑造的中國形象里面，體現的是英國精神生活的真實，體現著西方人的文化價值觀。

(四)20世紀

20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英國人來到中國，中英之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增多，英國語言文學作品中對中國文化的描述出現了豐富多彩的現象，有正面的希冀、有夸大和歪曲，也有借中國的文化描述來表達自身的困惑。

20世紀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詩人奧登、小說家衣舍伍德和詩人兼新批評理論家燕卜蓀。奧登和衣舍伍德在中國抗戰爆發后不久，兩人親赴中國戰場進行采訪，親眼見證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并寫下了《戰地行》。奧登用詩記載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和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他是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來描寫戰爭的，他在詩中所要表達的不僅是中國戰場這一特定地區、中日戰爭這一特定事件，而是對戰爭的本質與含義的思考，以及對整個人類文明文化的發展的反思。

20世紀英國語言文學中出現對中國美好文化形象的塑造，更多地強調超越權威回歸自我、強調超越社會回歸自然的個性及其價值，更多地強調鄉土文化。

英國語言文學中的中國文化不等同于中國文化的事實，英國文人所塑造的中國的文化形象是以英國人自身的文化背景、經歷、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心理根據。英國文人對中國文化的塑造即是如此。有很長一段時間，英國人是根據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國文化來認識中國的，繁榮富庶、哲人治國、科舉取士，飄逸的絲綢、精美的瓷器、錯落有致的亭臺樓榭，一度成為中國的象征，引起了幾代英國人的羨慕;而怯懦、懶惰、愚昧、狡詐、殘暴的中國人形象也曾長期盤踞在英國人的意識深處。其實這些不同的中國文化形象和現實中的中國有著不可忽視的距離。

二、英國文學中的中國文化是中國人認識自我的一種鏡像

英國文化中關于中國文化的描述往往反映了自己的文化處境，英國文人其實是在尋找一個外在于自己的視角，以便更好地審視和了解自己;同時英國文人所塑造的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認識自我的一種鏡像。

雖然英國文學作家把中國的文化形象當做中國的實際情形對中國不會帶來實際危害，但是當中國人接受了英國文學作家所塑造的中國文化形象時，則會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19世紀，崇尚進步與富強的英國文人夸大了中國的停滯與貧困，停滯與貧困的文明主導了英國的中國文化觀，也影響了中國人對自己的看法。當中國人審視與反省自身時，在英國文學作家的幫助下發現了自己的停滯和在各方面的落后，有志的中華兒女感到屈辱、自卑，開始反思、批判自己民族的方方面面，進而奮發圖強，從技術、制度、精神各個層面上改造自身，接受西方進步的神話，同時也喚醒了中國的民族自尊心，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新復興運動，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在認同英國文學中的中國文化形象的同時，將英國文學中停滯的中國文化形象置換為中國的真實，為了擺脫停滯，中國甚至將革命極端化，為追求進步而徹底摧毀傳統，因崇尚科學而有意無意地輕視道德，結果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的生態貧困、道德貧困和信仰貧困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更為艱難的文化重建。中國在借助英國的中國文化形象理解自身的同時，也誤解了自身，英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文化觀在給我們提供動力、方法與目標的同時也無意中帶來了負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