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分裂源于模化的排斥性體制

　　中國為什么會在改革進程中出現這種階層分裂的現象呢?在我看來，社會轉型后逐漸形成并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體制是當前中國出現階層分裂現象的根本原因。

　　排斥性體制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曾經談到過，這個排斥性體制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合法”地享受著社會主要經濟成果的同時，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對現行體制具有基本的認同感，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邊界的社會統治集團。

　　主要表現在：權力主體利用國家權威通過財稅體制強化社會財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導著社會財富的分配。他們由于壟斷了國家的權力資源，而在經濟上成為了最主要的獲利者;國家經濟體制轉軌出現了一個權力資本化時期，社會財富通過非公平的體制轉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成為了新生代資產者;在“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的口號下，知識精英也獲得了社會財富的部分支配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轉換機制已經初步形成，他們之間已經具有了身份轉換的通道。

　　第二，在強大的權力和資本壓迫下，廣大工人和農民等底層群體因為貧窮被排斥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了社會弱勢群體。

　　主要表現在：社會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貧富之間的差距已超過世界公認的警戒線;產業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絕對貧困人口增加，勞動環境日益惡化，勞資沖突加劇;被大部分知識精英遺棄的工農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工農的“失語癥”并表現為群體無組織的“散沙狀”。

　　第三，這種二元分割的排斥性體制具有剛性穩定，社會核心組織層對邊緣群體表現出排斥效應，使社會結構顯現出明顯的斷裂帶。處于強勢的社會核心組織邊界封閉功能強大，而處于弱勢的邊緣群體則不具有整體向核心集團融入的能力。

　　而且，這種狀況并不會因經濟發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則是，經濟的發展只會為強勢的核心組織層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加強其邊界的排斥能力。這是因為，盡管核心組織層在其形成過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當核心組織層發展到足以自組織的規模時，處于強勢核心層之外的社會成員要想進入則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這種排斥性組織具有單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組織層與外層群體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過程中表現出單邊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換。這就使這種排斥性體制能夠獲得維持其生長的資源，不至于在短時間內出現全面的崩潰。也就是說，一旦這種排斥體制的邊界形成，工農等底層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就會進一步邊緣化，并會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社會風險

　　今天看來，上述對于排斥性體制的分析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加顯示出其價值。雖然改革又走過了十多年時間，國家也逐步認識到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的危害，也在采取各種措施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比如針對“三農問題”，國家采取了免除農業稅、給農民發放各種補貼、提高農民工的待遇。

　　但是，這種精英與底層二元分割的排斥性體制并沒有被破除，反而有不斷模化和固化的趨勢，底層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改善速度遠遠小于其被邊緣化的速度。

　　這些年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差距水平越來越大，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底層民眾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其政治和社會地位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底層民眾的權利經常遭受權力和資本擁有者的侵害。在這種情況下，底層民眾就難免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當前社會上蔓延的“仇官”、“仇富”等不滿情緒，頻繁發生的群體性社會泄憤事件就是明證。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存在都與上面提到的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體制有關。

　　毫無疑問，這種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體制具有巨大的社會政治風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隨著改革合法性的喪失足以動搖社會發展的基礎。許多具有社會話語權的知識精英認為，由于中國現階段已經實現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加上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足以防止一切社會動亂。

　　顯然，這種觀點并不了解中國社會沖突發展的一般邏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政權危機，大都是由于政治合法性失去后，局部性社會動亂發生，導致統治集團內部分化，進而引發全局性的政治沖突，并造成整個政權體制的崩潰。

　　自“改革”和“發展”作為新價值話語后，雖然曾經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可是現在廣大工農等社會底層民眾長期不能從“改革”和“發展”中獲益，而且被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體制所拋棄，如果他們認識到正是這種“改革”和“發展”造成了自己邊緣化地位的話，改革就會因失去廣泛共識這個根本動力而停滯甚至倒退。

　　到那時候，“發展主義”這面大旗不僅會失去其動員能力，而且會激起工農等底層民眾的全面反抗。這種反抗并不只停留在消極的抵制上，還會產生大量的對社會秩序的破壞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