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類型、居民保險覆蓋與金融市場參與 ——基于微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摘 要] 充分就業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從微觀層面來說，簽訂長期勞動合同能使居民獲得穩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從而可能對家庭投資決策產生影響。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和 2018 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研究了不同類型的勞動合同對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的影響，發現長期勞動合同能夠顯著促進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異質性分析發現，長期勞動合同顯著促進了低學歷家庭和城鎮家庭的金融市場參與，同時促進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金融市場參與。機制研究發現，擁有長期勞動合同的居民保險覆蓋較高，使得居民在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從而降低了家庭的背景風險與不確定性，促進了家庭金融市場參與。

　　[關鍵詞] 勞動合同類型;金融市場參與;保險覆蓋;背景風險

　　吳衛星; 王睿; 趙夢露 財經問題研究 2022-02-08

　　一、引 言

　　充分就業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近年來，國際沖突不斷加劇，自然災害頻頻發生，為保障經濟穩定發展，國家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應對外部沖擊。2018 年 7 月，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穩”方針，把穩就業作為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的基本目標。與此同時，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教育部、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等 16 個部門印發了《關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積極穩定和促進就業的指導意見》，指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支撐，并從十個方面提出重點任務，發展實體經濟，穩定和促進就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2020 年 4 月，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背景下，中央在扎實做好“六穩”的基礎之上，又提出“六保”的新任務，把保就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穩定經濟發展，應對疫情挑戰，推進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指明了方向。因此居民就業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同時也是保障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對居民就業進行研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我國的勞動關系從計劃經濟中轉型而來，收入的穩定性與社會福利對居民就業具有歷史性的影響。施楊[1]對我國工人就業制度的變遷進行了系統性分析，認為在計劃經濟時期，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遵循的是就業“終身制”和“鐵飯碗”，醫療、養老等職工福利全部由集體承擔。隨著國營企業的破產和勞動制度的改革，工人的終身就業制度出現松動，1986 年，我國通過改革的方式首次引入勞動合同[2]，打破了員工的終身制, 對國營企業招收的新工人一律實行勞動合同制，勞動合同成為了保障員工利益的重要工具。1995 年 1 月 1 日，我國正式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簡稱《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才能與之建立勞動關系, 從而為調整勞動關系，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基礎。200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簡稱《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應當標明勞動合同期限、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及社會保險等內容條款，因此，我國勞動關系的改革發展有其自身的獨特基因，就業穩定性和社會福利保障可能是我國勞動關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李小瑛和 Freeman[3]、杜鵬程等[4]在居民保險參與的相關研究中也表明，勞動合同與居民保險覆蓋有密切關系。Lio[5]、 Mobarak 和 Rosenzweig[6]認為，購買保險能夠有效降低家庭的背景風險與不確定性。

　　部分文獻還表明居民保險與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相關，居民保險參與對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存在顯著影響，那么居民勞動合同的簽訂與家庭金融市場參會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呢?沿著這一思路出發，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和 2018 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通過多元回歸與工具變量的方法對居民金融市場參與進行研究，發現勞動合同期限越長，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的可能性越高，通過機制研究發現長期勞動合同在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從而能夠降低家庭背景風險與不確定性，增加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綜上，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使用兩大代表性數據庫 CFPS 與 CHFS，探究了我國勞動合同類型與家庭金融市場參與之間的關系，對家庭金融領域中金融市場參與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補充，提出勞動合同類型可能是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率低的原因。第二，結合兩大數據庫，通過多種方法對影響機制進行了較為直接的分析，發現居民勞動合同類型居民保險覆蓋影響家庭金融市場參與，有助于理解居民勞動合同類型如何促進了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并由此提出可通過發展保險市場減少居民背景風險，促進家庭金融市場參與。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我國勞動關系的不斷變革，居民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斷隨之變化。常凱[7]指出，我國的勞動關系以計劃經濟體制為起點，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勞動制度的不斷改革形成現有勞動關系。施楊[1]指出，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我國工人規模龐大，但是工人的福利水平卻一直較高，工人具有免費的醫療，較低的房租，還有很多食品補貼等，形成了高標準的員工福利保障。1982 年，勞動人事部發布《關于試行勞動合同制的通知》，對新招收的工人, 實行勞動合同制。1986 年，國務院通過改革正式確立以勞動合同作為我國勞動關系的制度基礎。Akee 等 [2]認為，引入勞動合同，打破了員工就業的“終身制”，勞動合同成為了維系勞動關系、保障員工福利的重要工具，但是隨著設備陳舊、技術落后、缺乏競爭力等原因, 大批的國有企業出現大幅虧損，員工福利無法保障，甚至工資都無法按時發放，相當部分員工找不到工作，更沒有福利保障。丁從明等[8]發現，在 2008 年《勞動合同法》頒布以前，正式勞動合同簽訂率普遍相對較低，尤其是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以及勞務派遣員工，這部分員工勞動技能低、崗位替代性高，供過于求，很難通過與用人單位討價還價來獲得相應的薪酬、福利和社會保障。2008 年我國出臺《勞動合同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應當標明勞動合同期限、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繳納等內容條款，從工資薪酬、工作強度、福利保障等方面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較為有效的保障了居民的就業福利，增加了居民就業的穩定性。程延園等 [9]認為，勞動合同法縮小了不同勞動者群體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但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職工群體在多數勞動權益保障方面仍然較差。李小瑛和 Freeman[2]發現，《勞動合同法》的施行提高了農民工的書面合同簽訂率，進一步提升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覆蓋率，降低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發生率。杜鵬程等 [3]認為，《勞動合同法》降低了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提高了農民工擁有各項社會保險擁有率，對于沒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獲得社會保障的可能性很低，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有更好的勞動保障, 長期勞動合同比短期勞動合同的社會保障覆蓋率更高。Gallagher[10]等發現《勞動合同法》頒布后，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同時工人社會保險覆蓋率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勞動者提起勞動仲裁和的數量不斷上升。Gao 等 [11]認為，簽訂勞動合同，特別是長期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覆蓋率。從擁有短期合同或無合同轉變為擁有長期合同，顯著增加了獲得社會保險的幾率，而失去長期合同則降低了獲得社會保險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1：勞動合同，尤其是長期勞動合同有助于提高居民保險參與率。

　　金融市場參與是家庭金融中最為重要和核心的話題之一，Vissing-Jorgensen[12]與 Georgarakos 等 [13]認為，家庭可以通過配置風險資產達到有效邊界，實現投資風險收益最大化的最優投資策略，然而大多數家庭不通過任何途徑參與金融市場，這種現象在學術界被稱為“有限參與”。李俊青[14]指出中國家庭的金融市場參與程度相比于其他國家處于更低的水平，因此對于我國家庭金融市場參與進行研究非常重要。目前，學術界對于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率低已有較多研究成果，而居民背景風險是影響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的重要因素。Edwards[15]發現，背景風險越高的家庭更加傾向于投資更安全的資產。周聰[16]認為，家庭背景風險是影響居民金融市場參與的重要方面，家庭背景風險越高，家庭金融市場參與概率越低，但是保險能夠有效抑制家庭背景風險與家庭金融市場參與之間的負向關系。周欽等[17]發現，醫療保險購買會顯著改變城市和農村家庭的資產選擇，參保家庭更加偏好較高風險水平的資產。宗慶慶等[18]指出，社會養老保險能有效地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認為擁有社會養老保險會顯著提高家庭持有風險金融資產的可能性，并增加家庭風險金融資產投資比重。易行健等[19]發現，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的居民會顯著增加對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可能性和投資份額，且這一作用僅顯著作用于城鎮居民，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的作用相互替代，持有社會醫療保險將顯著降低商業醫療保險對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促進作用。由此可見，背景風險是影響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的重要因素，而購買保險能夠有效地降低不確定性，提高家庭金融市場參與。

　　部分學者將勞動力市場引入金融市場的研究，如對工人勞動合同簽訂與金融市場投資回報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但是對勞動合同與金融市場參與的研究較少，且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也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勞動合同簽訂會導致金融市場有限參與，Berk and Walden[20]將勞動合同引入新古典資產定價模型，研究勞動力市場與金融市場參與之間的關系，認為勞動合同條款所包含的工資與福利是企業內生性決策的結果，企業與工人之間簽訂勞動合同時，已經充分考慮企業的金融市場參與狀況，企業與工人之間的勞動合同內容與企業資本市場投資相關，因此，工人勞動合同中的工資與保險等福利保障已經充分享受到資本市場多樣性風險分散的好處，工人已經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工人參與金融市場不會為其帶來任何增量收益，工薪階層最理想的選擇是不參與金融市場，這意味著金融市場有限參與是一個有效的均衡結果。但是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Lustig and Van Nieuwerburgh [21]認為，參與金融市場可以分散風險，為個人提供了分散化投資收益，因而具有穩定收入和較好福利保障的家庭應該積極參與金融市場。那么勞動合同是否促進了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工資福利等各方面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因此企業對勞動合同進行調整的空間較為有限，居民勞動合同降低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可能很難實現。根據上述分析可知，長期勞動合同的簽訂有助于提高居民保險覆蓋率，而居民保險能夠有效促進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基于上述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2：居民勞動合同、尤其是長期勞動合同能夠通過增加居民保險參與率從而減少家庭的背景風險，有效促進家庭金融市場參與。

　　三、數據與描述性統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數據主要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7 年的數據，該數據庫主要包含家庭金融微觀層面的信息，主要包括人口特征與就業、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消費、社會保障與保險及主觀態度等，對家庭經濟、金融行為進行了全面細致刻畫。2017 年調查數據覆蓋了全國 29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55 個區縣，1 428 個村(居)委會，樣本規模達 40 011 戶，追蹤訪問 2015 年樣本 26 824 戶，數據具有全國、省級及副省級城市代表性，具體數據說明見甘犁等[22-23]，剔除缺失數據后，剩余 13 224 戶有效樣本。第二個來源是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8 年的數據1。CFPS 重點關注中國居民的經濟與非經濟福利，以及包括經濟活動、教育成果、家庭關系與家庭動態、人口遷移、健康等在內的諸多研究主題，是一項全國性、大規模、多學科的社會跟蹤調查項目。CFPS 樣本覆蓋 25 個省/市/自治區，目標樣本規模為 16 000 戶，調查對象包含樣本家戶中的全部家庭成員，在剔除缺失數據后，剩余 11 623 個家庭樣本。

　　(二)指標構建

　　本文主要討論居民勞動合同類型與家庭金融市場參與之間的關系，被解釋變量為家庭金融市場參與。由于不同數據庫對于金融市場參與的提問方式不同，因此該變量在不同數據庫中所使用指標的含義也并不完全一致。具體而言，在 CHFS2017 數據中，使用“您是否參與股票市場”作為家庭金融市場參與指標，如果回答為是則定義為 1，回答為否定義為 0。由于股票是家庭金融市場參與中最普遍的金融產品，而債券、基金、外匯等產品的參與率極低，因此使用股票市場參與率可近似作為家庭金融市場參與指標;在 CFPS2018 中，使用“您家現在是否持有如股票、基金、國債、信托、外匯等金融產品”作為金融市場參與指標，如果回答為是則定義為 1，回答為否定義為 0。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為勞動合同類型，在調查問卷中，居民勞動合同根據“居民主要工作合同的性質”分為無固定期限合同(固定職工)、長期勞動合同(1 年以上)、短期或臨時勞動合同(1 年及以下)、沒有勞動合同四種類型。在勞動合同類型的測度上，首先根據居民是否簽訂勞動合同將其定義為勞動合同簽訂變量，如果居民有勞動合同則定義為 1，否則為 0;接下來根據勞動合同期限的不同將其定義為勞動合同類型變量，把無固定期限合同、長期勞動合同定義為 1，而將短期勞動合同定義為 0。控制變量方面，參照吳衛星和尹豪[24][25]、李俊青等[14]對金融市場參與的研究，認為個體特征變量，和家庭特征變量對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對戶主性別、年齡、婚姻、教育、健康、風險偏好、家庭人口、老人和小孩占比、家庭收入、家庭凈資產、城鄉分類、東中西部地區劃分進行控制。

　　在工具變量的選擇上，使用家庭遷移戶口經歷作為勞動合同類型的工具變量進行研究，如果對“是否有過跨區/縣遷移戶口的經歷”回答為是則定義為 1，回答為否定義為 0。首先該工具變量與自變量之間滿足相關性，從表 4 列(3)、列(5)的結果可知遷移戶口經歷與勞動合同類型之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這與已有研究相一致，就業往往與遷移戶口經歷相關，謝勇[26]對就業穩定性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進行了研究，發現勞動合同簽訂能顯著促進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提高農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和身份認同。張世偉[27]認為勞動合同能顯著增加農民工勞動報酬，而勞動報酬的增加有助于農民工的城市定居，因此勞動合同簽訂與居民落戶之間存在正相關。其次，遷移戶口經歷與家庭金融市場參與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相關性，從樣本數據的統計結果來看，有戶口遷移經歷的家庭戶主平均年齡為55.19歲，而金融市場參與家庭的戶主平均年齡為 50.80 歲，說明戶口遷移經歷往往發生在金融市場參與之前，從時間的維度來看，遷移戶口的時間往往早于家庭金融市場參與，且間隔年限較長，因此并不存在較為直接的相關性，因而使用遷移戶口經歷作為勞動合同類型的工具變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居民的保險參與狀況方面，CFPS2018 數據庫中使用了居民“主要工作提供了哪些保險”，具體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 5 種類型，如果提供則定義為 1，否則為 0;CHFS2017 數據庫中包括居民社會養老、補充養老、社會醫療、商業醫療和失業保險 5 種類型，如果參與則定義為 1，否則定義為 0。

　　(三)模型設定

　　由于被解釋變量金融市場參為二元變量，所以構建如下 Probit 模型進行檢驗:項。工具變量法二階段模型設定如下：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