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產網絡（GPN）的理論問題和中國實踐啟示

　　摘要：全球生產網絡理論(GPN)是關系經濟地理學派的核心理論成果，但當前國內外研究對其發展脈絡和理論內涵的認識存在模糊之處，在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誤區。因此，本文從GPN 與全球價值鏈(GVC)理論互動的視角出發，回顧GVC和GPN的重要發展階段及對彼此的影響，針對常見的對GPN理解和應用的誤區展開解釋與辨析，主要得到3個結論。第一，GPN理論的研究目的已從解釋“價值生產”凝練為解釋“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更貼近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與GVC正在從分歧走向融合，共同致力于捕捉與解釋全球化動態。第三，并非所有跨國公司研究或生產網絡研究都屬于GPN研究，GPN專指研究跨國公司與主要相關者基于生產所形成的網絡動態，不適用于以國家為單位的研究，也不著力于揭示企業內部經營管理動態。本文繼而指出中國經驗既需要GPN理論加以探析、也有助于豐富GPN理論，精準理解GPN尤其對中國當前推行雙循環戰略有重要應用價值。本文強調，GPN作為中觀理論框架，有效解釋了全球經濟中區域發展的多尺度動態，在全球化出現逆流的新形勢下，對中國全球化實踐，特別是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有著鮮明的研究意義。

　　關鍵詞：全球生產網絡(GPN);全球價值鏈(GVC);中國經驗;經濟地理學

　　陳蕊; 劉逸 地理研究 2021-12-08

　　1 引言

　　從20世紀后期開始，全球經濟逐漸形成有別于傳統國際貿易的新范式。伴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來自北美、歐洲等主要消費市場的領先企業將內部垂直組織管理外部化，生產組織分解成碎片化的網絡，在地理空間上變得更加分散。這種新生產空間組織范式在全球范圍內主導著產業的遷移，影響著國家產業政策的制定，并決定著區域經濟的興衰。Gereffi等經濟社會學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便專注于揭示、描繪并理論化這一新現象，提出“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 的國際生產網絡理論框架，后優化為全球價值鏈理論 (Global Value Chain，GVC) 并成為這一領域重要的理論工具和指導諸多后發國家產業發展升級的政策工具[1] 。但是，作為解釋生產空間組織的理論，GVC 卻沒有充分考慮地理環境因素。為此，經濟地理學者提出“全球生產網絡”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 作為對GVC的批判和補充。GPN理論受到了廣大學者的關注，經過二十多年的檢驗和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地理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也得到廣泛的應用[2,3] 。

　　GPN最早提出于2000年代早期，經濟地理學者在分析視角上突破GVC以企業為中心的局限，強調關注企業內、企業間和企業外的關系網絡以及這些網絡在組織上和地理上的結構[4,5] 。隨后，學者們進一步從關系視角審視地理生產組織的研究，稱之為“關系經濟地理學”[6,7] 。2015年，Coe和Yeung提出GPN 2.0，對GPN理論的分析框架、邏輯關系、因果機制和變量均做出了詳細的論證，并附以充分的案例實證[8] 。近期，GPN學者反思了當前GPN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如研究范圍過于多元化)，并進一步明確了GPN理論的核心內容[9] 。同時，對GVC的態度逐漸從批判轉為融合，認為GPN研究在廣義上屬于GVC研究的一部分[10] 。中國學者運用GPN框架對國內案例展開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1-13] 。截至2021年6月15日，以“全球生產網絡”為關鍵詞的研究在CNKI數據庫中的記錄達到1426條，其中引用頻次超過500的有兩篇[14,15] 。但是，當前國內對GPN理論的認知和應用還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對整個理論的起源、演變和修正缺乏準確而全面的解析;二是對GPN的應用不夠精準，諸多研究對“何為GPN研究”的理解還較為模糊。這些問題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尚未準確理解GPN與 GVC 的關系，未能充分認識到 GPN 的理論進展與演變，都是在與 GVC 的交鋒中進行的。因此，本文著重從GPN和GVC的關聯入手，從GPN的理論脈絡出發，對其數次演變的動因做出解釋，繼而結合最新理論進展，探討GPN與GVC的關系以及何為GPN研究;最后針對當前中國發展的新形勢，特別是在疫情危機和中美貿易摩擦的時代背景下，探討GPN理論對中國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應用優勢。

　　2 從GCC到GPN 2.0：理論演化與創新

　　GVC理論的前身GCC是在世界體系理論的啟發下，由Gerrifi等在1994年正式提出的[1] 。全球商品鏈是以一種商品將世界經濟中的家庭、企業和國家聯系起來的組織間網絡的集合，分為生產者驅動和買家驅動兩類商品鏈模式。Gereffi的貢獻在于界定商品鏈的 3 個主要屬性 (投入-產出結構、領土特性、商品鏈的治理結構)，使 GCC 成為可以用來解釋全球經濟變遷的理論工具[1,9] 。但大部分研究將GCC框架視為一種“方法論”而非“理論”，導致只有大量的實證研究，缺乏系統解釋這些現象的理論工作[16] 。 21世紀最初的10年間，GCC研究從聚焦商品轉向探討聯結各地生產活動的價值鏈，提出以GVC替代GCC[17,18] 。然而在這一時期，GVC理論工作大都集中在治理結構方面，以價值鏈結構為自變量、公司及區域的產業升級為因變量，總結各種結構類型[19] ，如 Humphrey等總結的GVC中四種產業集群升級[20] 。在此基礎上，GVC開展了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論升級：否定先前界定的兩種商品鏈模式，根據交易的復雜性、交易的可編碼性和供應能力定義 3 個變量，并通過變量賦值的高低，推演出五種類型：市場式、模塊式、關系式、依附式和層級式[21,22] 。之后十余年，GVC理論再無重大的更新換代，只是拓展到各學科，覆蓋多行業，為諸多地區和國家政策制定所參考，成為影響較大的理論工具。截至2021年5月1日，CNKI數據庫中使用“全球價值鏈”的研究成果達9600條，其規模約為GPN研究的7倍。

　　在首篇GVC理論提出三年后，Dicken、Henderson等經濟地理學家針對其理論不足提出了GPN框架，用于闡述基于生產關系而形成的企業內、企業間和企業外的網絡，借助價值、權力和嵌入性3個變量，對網絡的空間組織機理進行初步理論化[4,23] 。自此GPN 進入了理論建設和應用實踐的發展階段，并形成鮮明的流派。早期GPN理論通常被稱為 GPN 1.0，以區別于2015年后提出全新分析框架和變量的GPN 2.0(表1)。

　　整體而言，GPN旨在將傳統關注企業內部生產關系和空間移動的研究焦點擴展為企業和企業外部的制度機構，將GVC所探討的內容拓展到更多維度，從而更準確地捕捉生產組織在全球尺度下變動的機制與原理，對跨國投資貿易和區域發展更具備解釋力和政治經濟學的敏感性[24] 。不過，早期GPN 1.0缺乏長時間歷史維度的解釋以及對因果關系的總結[25] ，對發展軌跡的分析偏為單向，即主要從主導企業出發來考慮問題[26,27] 。Coe等在2015年正式提出GPN 2.0框架，將GPN升級為有明確變量和因果關系的理論框架[8]2 。王艷華等對這一次重大的理論修正有過闡述[2] ，劉逸隨后對GPN 2.0理論修正的動機和目的做出解釋[22] 。本文對此作兩點補充闡述。首先，這次修正是GPN學者對自身進行的理論反思，是走向理論規范化的重要一步。一個有解釋力的理論，必須具備清晰的變量體系 (自變量和因變量) 和因果機制。經濟地理學許多經典理論能很好地捕捉現象與機制，概括新出現的經濟地理事物，但隨后的拓展應用往往變成“因地制宜”式的實證，沒能給出一般性的現象-機制邏輯框架。例如在學習型區域的研究中，Cooke等給出了若干決定性因素，但是沒能進一步明確這些因素的組合能有幾種結構[28,29] 。GPN 1.0也存在同樣問題，所以厘清變量和機制成為GPN 2.0的理論重點。其次，GPN 2.0的理論修正是對經濟地理學的一次有力捍衛。本質上，GVC是基于交易成本的理論邏輯建立起來的框架，其核心解釋變量不具備空間性[30]41，多關注網絡形成之后的管理和同一方向的升級路徑。GPN 2.0 將空間元素融入了驅動力 (causal drivers) 變量中[8] ，借助“價值捕獲軌跡”的概念分析企業戰略如何導致網絡關系的形成和變化、以及企業是否在與生產網絡的戰略耦合中獲益，并揭示某些價值捕獲軌跡如何在特定區域成為戰略耦合的主導模式及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以對服裝產業的分析為例，早期GCC探討韓國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臺灣地區企業從來料加工到OEM和OBM升級，構建出“制造商-中間商銷售商”三角狀商品鏈，以此為例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揭示買方驅動型商品鏈的特征[18] 。 GVC則將這個案例總結為從依附式結構價值鏈向關系式轉變，認為不同類型的價值鏈結構對東亞企業的要求各有側重[21] 。服裝業雖不是GPN的主要案例，但也在相關研究中有所涉及，其中GPN 1.0聚焦的主要是馬來西亞、泰國、中國等地的制造企業與服裝全球生產網絡耦合的方式，并以此作為“生產平臺”的典型展現該類戰略耦合機制[31] 。GPN 2.0一方面借助“成本-能力比率”“市場動因”“金融規則”等具備傳統地理因素特征的變量，揭示“企業間伙伴”的形式成為服裝產業生產網絡關系主要形式的原因[8]147-150;另 一方面通過深入探析“環境風險”如關稅制度等網絡外因素對產業組織方式的影響[32] ，以期對該產業與區域發展和生產網絡的多樣性動態有全面認識。

　　經過二十年的理論爭辯和修正發展，GPN與GVC開始出現從分歧到融合的態勢。從理論的張力來看，廣義上的GVC可視為包含了全球生產網絡的分析框架。近期不少學者在理論上對GVC進行了更為寬泛的定義，將全球價值鏈視為包括生產、分配和消費等功能的治理安排[33,34] 。GVC近期的研究內容也不再局限于制造業企業，還包括如跨國服務業、電子企業等多種新興企業[35] 。Henry Yeung作為GPN理論創始人之一，在2020年的研究中也不再強調GPN與GVC的理論分歧，而是將GPN視為廣義GVC的一個流派[10] 。因此，下文從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層級，將GPN的最新研究進展在與GVC相互映射中加以解讀，在GVC的廣義框架內探討GPN近年新成果的理論和現實應用的獨特性。在微觀層面，GVC研究主要探討人類行為如何影響到企業層級和網絡層級的決策和管治，從而影響GVC/GPN的治理。但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很少，有限的研究僅集中在探討某些個人特點如何影響GVC/GPN的地理結構、知識在網絡中的獲得和傳播，以及網絡的有效運作和協同等方面[36-38] 。在這個層面中，GPN學者基本沒有參與，因為GPN比較少研究人的行為，而是以生產型企業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在中觀層面，GVC和GPN研究均對網絡治理的構成元素做出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和理論化，包括控制決策、區位決策、網絡結構和學習結果 4 個維度[39] 。在控制決策方面， GVC 關注價值鏈上的活動如何通過內部化、外包或混合模式 (如合資) 進行控制[39] 。 GPN更關注控制決策如何受到東道國制度環境的影響，比如國家對那些嘗試在新興經濟體獲得下游市場準入的跨國公司制造壓力，以滿足當地的需求[11,40] 。區位決策是經濟地理的傳統核心議題和研究強項，也是GPN學者的關注重點。近年來GPN研究對區位決策的探討不僅限于企業，而是更多關注與制度環境相結合的企業外部關系 (具體參加下文關于宏觀層面的討論)，而GVC學者則多從地理位置與企業獲取資源和降低成本的關系角度加以考慮。網絡結構是兩者理論化相對較高并被高度使用的維度[8,19,21] 。GVC關注網絡結構特點如何影響網絡內部的權力關系、領先企業的成本控制以及各行動者創新和商業表現[41] 。GPN更傾向于關注國家制度對網絡結構的影響，比如來自相似國家背景 (如同為發展中國家) 的企業之間會更加開放和合作[42] 。Neilson等指出不同網絡結構塑造領先企業的行為及其與區域企業的關系，制度環境多元性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由于印尼國內產業策和國際組織等制度影響，可可種植加工網絡呈現出領先企業控制和非企業行動者支持農民的網絡結構特點[43] 。在學習結果方面，大部分GVC文獻關注企業間學習，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的供應商從OEM到ODM和OBM的發展過程。GPN更重視所在國/地區的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如何導致升級所需的知識獲取戰略各有不同[44] ，以及領先企業和邊緣企業之間較弱的戰略耦合不利于知識傳遞和能力發展等現象[45,46] 。

　　在宏觀層級，GVC和GPN均探討了母國和東道國環境特點與生產網絡治理的互動。 GPN對地理變量的高度敏感，使得GPN的理論框架與分析探討比GVC更加清晰，所做的貢獻更加突出。一方面，GPN揭示了一系列宏觀環境對網絡組織的深切影響。國家在塑造網絡的組織結構和演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7] ，東道國的制度可以通過提供地方支持性政策和推動當地供應商聯系來吸引領先企業的投資[48] ，也可能由于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和欠發達的法制體系而阻礙投資，阻礙當地企業的研究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由此阻礙了供應商追趕和升級的機會[49] 。網絡中邊緣行動者可通過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國際制度機構等方式嵌入國際網絡，從而消減地方制度的弱點[49-51] 。經濟制度因素，如勞動力成本和社會公益、市場和競爭等，影響了網絡的地理結構，決定了網絡中生產組織的轉變。如第一層級的供應商，類似廣達電腦、緯創資通的貼牌生產企業和富士康、偉創力等合同制造企業從原有網絡中脫離以尋找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生產能力[45,46] 。另一方面，生產網絡也會反過來影響宏觀環境。網絡的可持續性影響和相關的政策實施尤其引起討論[8,19] 。比如，耐克在巴基斯坦的案例揭示了領先企業在影響地方勞工組織方面是有限的，勞工組織受到經濟力量、地方和國家行動者關系、當地法制框架的影響更大[40] 。而菲律賓離岸服務業的例子則顯示參與網絡對當地勞動力，尤其是年輕的高校畢業生有顯著積極影響[50] 。隨著全球化的批評者越來越多地指責全球生產網絡 (更普遍地說是跨國公司) 導致公共產品消亡和“全球公共弊端的興起”[51] ，準確描繪生產網絡以證明當今全球經濟不可逆的相互聯系成為研究人員的社會責任。為了實現這一點，宏觀層級的研究尤為重要，要求我們仔細客觀地調查生產網絡與新技術的融合，以及對其周圍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復雜影響[10] 。這一方面，正是GPN在GVC文獻中最顯著的貢獻。

　　3 對GPN 2.0研究規范的認識誤區：理論的厘清

　　GPN 2.0的誕生與GVC在2005年的修正一樣，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經過深刻的理論探索、實證、修正和檢驗，GPN的核心學術共同體 (即曼城學派的領軍人物、追隨者和他們培養的學生) 對這個理論框架的價值和應用場景有了較為一致的認識。在多話題融匯、多場景應用的基礎上，GPN當前的研究內容大致形成兩個板塊：一是討論 GPN的組織結構如何決定區域與網絡耦合或解耦的發展軌跡;二是探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其他方面與生產網絡的關系，如國家、金融、勞工和環境，并將其視為GVC的一部分，這一趨勢表明了GPN研究的開放性[47] 。不過，從理論核心看，GPN 2.0比1.0要更加聚焦。比起 GPN 1.0 相對寬泛地包攬全球經濟中的產業組織和經濟發展現象的框架， GPN 2.0聚焦于網絡動態 (network dynamics) 及其在不同全球產業中的因果關系[9] 。但是，學界對GPN研究存在兩個常見的問題。一方面，GPN研究一度被追捧，導致經濟地理學很多優秀的研究視角被忽視。然而GPN未能擔當這個盛名，因為它存在缺乏創造性(沒有提出豐富的理論體系)、缺乏建設性(結論不能直接指導實踐)、太過抽象松散(維度太多而導致研究往往點到即止) 等問題[27,52,53] 。另一方面，GPN這個概念被過度濫用，有許多冠以GPN的研究可能只研究了企業的生產過程，描繪了企業組織網絡(而非生產網絡)[54,55] ，或者只研究了區域生產網絡，只能算是生產網絡而非全球生產網絡[56] 。這些研究的范式和變量體系均不是關系經濟地理中的GPN[9] 。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認為厘清GPN研究的誤區，明確理論內涵，對于當前國內研究與國際主流更好的對接，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以下通過理論目標、基本行動者與關系、核心機制和解釋過程等維度，從理論范式和應用范疇明確何為GPN研究。總體而言，GPN 2.0的理論目標是為了解釋全球生產網絡如何形成，為什么不同的參與者在這樣的網絡中可以相互合作，網絡形成何種模式和如何演變，以及所有這些模式和過程導致的不同價值獲取和空間發展軌跡。GPN 2.0僅聚焦三大分析核心：網絡行動者、網絡動態和因果關系。作為GPN 1.0的發展，GPN 2.0依然保持以行動者為中心的傳統理論架構，先圍繞生產活動界定各類關系所構成的網絡，再根據這些網絡去理解全球經濟變遷中的價值流動，從而解釋區域發展的不均衡[8]165-196。GPN 2.0關注的行動者包括企業、企業外部行動者，以及中介。以行動者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不同于GVC以階段為基礎的方法，后者通常將生產分解成若干階段，并關注每個階段的功能。但劃分階段的方法無法充分解釋全球生產過程中利益群體的復雜性和制度的破碎性。GPN 2.0研究以同一個或若干功能部分為范疇，界定行動者對生產活動的控制，它們可能是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參與高價值活動的某個企業，或者是分散在多個區域的一個生產單元。其中，企業類型的行動者包括領先企業、戰略伙伴、特定產業供應商、多產業供應商、一般供應商、關鍵客戶等;企業外的行動者主要有國家、國際組織、勞工群體、消費者、社會組織等;中介包括金融中介、物流提供者、行業標準中介服務商等[8,57] 。

　　就操作而言，GPN 2.0先確定一個全球領先企業，繼而是與之相關的其他企業和企業外行動者，再是這些行動者共同構成的整個網絡，然后從網絡結構、權力關系和地理性(territoriality)等維度進行解析。可見，GPN 2.0能有效幫助我們理解全球生產網絡的動態多樣性，并解釋領先企業的所有權形式、所在國家背景、公司文化和戰略傾向如何造成網絡的差異[47] 。具體來說，GPN 2.0以“戰略耦合”作為分析網絡行動者關系、解釋網絡動態和因果關系的核心機制，即區域行動者和領先企業的戰略耦合過程決定了網絡形成和變動。Yeung于2009年以東亞經驗為基礎總結了三種戰略耦合的基本關系[31] ，提出區域行動者 (企業) 在生產組織、國家制度和跨國社群3個因素的影響下，以“生產平臺”“國際伙伴”或“內生創新體”的形式嵌入到全球生產網絡中，實現戰略耦合。 GPN 2.0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化，并相應總結為“結構耦合”“戰略耦合”和“內生耦合” 三種全球生產網絡作用于區域發展的重要機制。GPN學者始終堅持的觀點是，區域與全球生產網絡戰略耦合的方式，決定了區域的發展與未來[5,58,59] 。影響耦合發生的主要變量(成本-能力比率、市場動因、金融約束、風險環境) 決定企業采取何種形式嵌入全球生產網絡中，從而決定了行動者的價值捕獲軌跡，導致了區域發展的結果。盡管GPN 2.0 解決了核心變量不夠清晰的問題，但是這套變量體系仍然較為復雜。劉逸曾專門撰文探討過這個問題，并且指出這些變量均不是傳統的地理變量，這使得GPN 2.0看起來不那么像地理學的理論工具[3] 。

　　GPN理論當前在學界的實踐中大致有以下3個容易被誤解的應用。第一，沒有與全球生產網絡發生明確的關聯，僅為區域內 (或者國內) 生產網絡的組合與重組的研究。這類研究不應該被視為戰略耦合研究或GPN研究。因為戰略耦合是專門用于GPN理論中的變量，并不是用于泛指一切企業之間、企業-地方之間的合作關系。這些關系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已有充分探討[23] ，GPN的戰略耦合概念強調的是行動者在全球尺度的互動關系。例如張和寧研究中所討論的戰略耦合[60] ，就不是全球生產網絡理論中的戰略耦合。特別要注意的是，當前在國內學界頻繁被使用的耦合協調度模型，與GPN下的戰略耦合沒有任何關系，僅是使用了類似的名詞。第二，研究雖然涉及到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但沒有聚焦網絡動態 (Network Dynamics)，例如FDI、市場戰略、資產重組、國際貿易、全球經濟周期等研究，均不屬于全球生產網絡的范疇。Yeung明確強調，GPN是一個中觀尺度的研究視角，可以解釋全球產業遷移，但不適用于解釋國家經濟與全球宏觀經濟變動[9] ;GPN也不是為了解釋區域內部經濟活動的變遷，經典的區域研究已經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例如與GPN同期發展的演化經濟地理學派為區域研究所貢獻的諸多優秀的理論[61-64] 。第三，涉及生產網絡研究，但最終不是為了解釋地理不均衡或尋求網絡動態和地方結果 (如產業升級和勞工情況) 之間的因果關系，如價值鏈和供應鏈的研究，也不屬于GPN 2.0的研究范疇。這些研究本質上屬于組織經濟學或管理學的范疇，它們沒有像經濟地理研究那樣強調地理視角，也沒有專注探尋經濟活動的地理屬性，因此不應該被認為是經濟地理研究。唯有聚焦于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動態，并以此解釋區域不均衡發展的研究，方可稱之為GPN研究[9] 。關于網絡動態的基本類型以及GPN已經揭示的相關產業機制，在Coe和Yeung的著作中已經有詳細記載，在此不做過多闡述。

　　4 GPN與中國實踐：理論的再發展 4.1 中國案例的理論貢獻

　　當前中國經濟已深入嵌入全球生產網絡中，對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變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被許多GPN研究作為主要案例對現有理論進行探討。國內不少學者參與到 GPN研究中，在準確運用GPN理論的基礎上，基于中國案例做出了鮮明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揭示了國家經濟制度安排對于戰略耦合的重要影響，展示這些制度與企業策略一起如何共同決定了“地方-全球”聯系的形態與動態。如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實施，改變了汽車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在中國出現了“義務式嵌入”的新現象，也促進了本土的產業升級[11] 。整體上看，中國政府的確通過實施經濟政策和相關法規，影響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升級和空間轉移[65] 。

　　第二，揭示了國內市場和國內區域互動帶來的戰略耦合新模式。廣大的國內市場和活躍的區域互動，是中國地方產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獲取有利位置的特殊優勢。例如地方制造產業通過同時嵌入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來減小風險，促成耦合[66] ;高科技產業利用國內市場快速實現規模化，從而得以占據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優勢地位[46] ;位于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方企業利用國內的跨區域網絡實現學習和創新，打破區域鎖定效應[67,68] 。

　　第三，中國案例體現了地方產業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動態性和多元性。如中國臺灣地區個人電腦企業在東莞和蘇州投資的地理布局演化體現了“耦合-退耦-再耦合”的動態機制[69] ;珠三角在戰略耦合過程中呈現了產業升級與降級并存的多元路徑[70] ，汽車、電子和服裝產業的戰略耦合與產業升級呈現出差異化的發展路徑[71-72] ;同為汽車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制造環節，蘇北和蘇南的產業集群表現出結構性耦合和功能性耦合的不同形式[72] 。簡言之，GPN中國研究從“生產組織”因素角度解讀地方產業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同時，強調“國家制度”因素的影響，也揭示了現有GPN理論中過于強調全球主導企業重要性，忽視國家與國家內區域間多重地理尺度互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及演化視角不足等問題。

　　4.2 亟需關注的核心議題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時期，也遭遇著經濟全球化逆流、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與世界經濟衰退等復雜因素。在這樣的新格局下，中國提出了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主動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擴大開放，同時加強國內經濟大循環、促進要素流動和資源互補。這一戰略的推進和落實，為 GPN理論的應用和創新提供了新的實踐機會。在此基礎上，亟需基于中國實踐完善GPN 的新研究框架，尤其引入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概念，全球與國內并重，以完善GPN的多尺度動態視角。當下主要有3個核心議題既需要GPN的理論框架加以深入探析，也為GPN 的理論優化和推進提供可能。

　　第一，中國各區域經濟體、各主要行業的在全球化過程中已經形成何種戰略耦合模式，以及當下各種沖擊下，特別是在雙循環戰略的影響下，戰略耦合模式發生何種演變。中國區域與全球生產網絡的戰略耦合，本質就是特定歷史時期下國際國內雙循環的體現。比如珠三角通過“三來一補”“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通過國際循環引進、消化吸收國際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時以國內市場作為實踐基地，積極開展面向國內的生產和創新，逐步實現產業升級。一大批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的崛起，便是通過這種雙循環模式，完成了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原始積累，再走向自主創新的產業升級之路[30]99-104。當前GPN理論更多聚焦在國際循環方面，而忽視國內循環對國際循環的重要影響，將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概念納入GPN理論框架，能更好地增強GPN對中國這樣大國的解釋力和指導意義。

　　第二，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下，全球生產網絡會發生何種變化，哪些區域具備良好的網絡韌性，當中國全球化進程受阻時，我們如何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尋求替代方案，尤其是雙循環機制如何在其中發揮作用。近年來美國對華為實施的制裁充分體現了開展基于中國實踐的GPN研究的現實意義和緊迫性。美國一開始是通過直接制裁華為的方式實施其霸權主義，但最終收效不佳，因為華為本身已經是信息通訊行業全球生產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需求端 (美國市場) 對華為進行攻擊，未能夠達到封鎖華為的目的。所以美國后續采取的政策，逐漸轉向針對華為的生產網絡，例如限制乃至阻止核心部件的供應商與華為交易，由此實現其政治目的。結合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較為完備的產業設施和正在加強的創新能力，擴展國際視野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尋求新的出路，也成為華為最終是否能夠得以生存的重要籌碼。GPN以行動者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強調全球性和網絡動態，是解讀華為案例的關鍵。而在國際國內雙循環的視角下，華為當下乃至未來所采取的策略和實踐，也必將成為GPN研究乃至經濟地理學的經典案例，為廣大中國企業反對美國霸權、謀求獨立持續發展，提供富有價值的參考。

　　第三，世界治理格局發生改變的形勢下，中國的全球化策略將如何定位和布局、以及具體的全球生產網絡戰略建設將如何進行。2013年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建設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是中國主動全球化的重要舉措，本質也是基于中國經濟的全球生產網絡建設，是從國內循環到國際循環的努力。深入揭示這些工作對沿線國家的生產網絡產生何種影響，為全球其他地區和國家的生產網絡帶來何種改變，是提升中國實踐理論價值的重要工作，也是GPN當前研究所缺乏的環節，具有鮮明的研究意義。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也可以融合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地理領域的相關研究，將地緣政治、國家經濟的研究成果與之融合。總而言之，精確理解GPN的理論內涵和研究方法，結合中國雙循環戰略，是推動GPN理論深化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為經濟地理學主流理論進展貢獻中國聲音的關鍵，有助于進一步為中國新格局下區域發展提供更適用的理論指導工具。

　　5 結論與討論

　　GPN理論起源于對GVC的地理角度批判，在與GVC近二十年的交鋒、反思和互相學習中發展至今，成為經濟地理學當前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本文從GPN與GVC的關系入手，對GPN理論的起源與演進、最新動態以及理解和應用誤區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和評述，旨在更好地認識和理解GPN這一重要的經濟地理學理論，從而服務于中國經濟地理發展的實踐需求。本文主要有3個結論。第一，GPN研究經過修正，已經從松散模糊的分析框架改進為較為嚴謹的理論工具。從GPN1.0到GPN2.0的過程中，完善了行動者、解釋變量和因果機制內在邏輯，研究目的從價值的生產凝練為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更加規范地貼近地理學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研究與GVC之間，已經從對立逐漸走向融合。理論誕生伊始，兩個學派處于相互批判的狀態，經過嘗試融合未果的反復討論，再走到了今天相互認可、共同致力于捕捉與解釋全球化動態。最終GPN學習并吸收了GVC的理論范式，將自身納入廣義GVC的研究范疇之中，同時強調地理視角在這方面的特殊貢獻。這個發展歷程既體現了經濟地理學者的自省，也間接反映了當前經濟地理學理論在全球范圍內的認可度有待提高的事實。第三，GPN 2.0當前的應用存在泛化的傾向，一些涉及生產網絡和企業間關系的地理研究均被視為GPN研究。實際上，GPN 理論專指研究跨國公司與主要相關者基于生產所形成的網絡的動態，并以此解釋區域不均衡發展。與此同時，GPN是一個中觀視角下的理論框架，它不適合用于解釋宏觀的、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現象或者微觀的企業內部經營管理動態。

　　本文的價值在于厘清GPN的發展脈絡，對關系經濟地理學派的核心理論框架進行了深入評述，指出其利弊，并針對容易混淆的若干理論問題做出解析。這些努力有助于中國學者更好地運用這個理論工具來解析中國經濟地理現象，并基于中國實踐經驗，豐富和完善GPN研究。中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區域產業深度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國內市場廣大，區域間經濟互動活躍，同時也在積極進行主動全球化的各種探索。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提出，既是中國對參與全球生產網絡實現區域發展的應用和總結，也是中國在新形勢下的應對和嘗試，更為GPN研究開拓了新的理論方向和實踐探索。GPN作為中觀理論框架，有效解釋了全球經濟中區域發展的多尺度動態，對中國未來的全球化實踐、特別是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有著鮮明的研究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