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是中華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一飲食文化的研究，學界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1)有學者把茶葉、茶文化作為一種非華北本土起源的文化來看待，探討這一“外來文化”在華北的流行情況。(2)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華北社會對待南方茶文化的態度，以及飲茶風俗在華北地區流行的原因。

一．漢魏六朝時期南方的飲茶風俗

茶樹是標準的亞熱帶植物，具有喜溫暖、濕潤以及酸性土壤等生態特性，主要分布在我國亞熱帶、邊緣熱帶區域。根據史書記載，飲茶之風首先出現在長江上游。揚雄《方言》中記載，“蜀西南人謂茶為?”。(3)漢宣帝時期，王褒《僮約》中，“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4)該地飲茶習俗之所以被關注，顧炎武以為“自秦人取蜀而后有飲茗之事”。(5)戰國時期，秦占領巴蜀后，這一地區與華北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該地的飲食習俗逐漸被外人了解，其獨特的飲食文化成為華北社會關注的對象。魏晉六朝時期，史書中對南方茶樹的記載越來越多。巴地涪陵郡(今重慶涪陵)，“惟出茶、丹、漆、蜜、蠟”。(6)《荊州地記》中記載，“浮陵茶最好。”繆啟愉認為，“浮陵”當是音同形似的“涪陵”之誤。(7)蜀地廣漢郡什邡縣(今四川什邡市)，“山出好茶。”(7)犍為郡南安縣(今四川樂山)，“南安、武陽皆出名茶”。(7)平夷郡平夷縣(今貴州仁懷西南)，“山出茶、蜜。”(7)長江中游也產茶葉，張輯《廣雅》中記載，“荊、巴、閬采茶作餅。”(8)《太平御覽》卷八六七《飲食部》引《桐君錄》中，“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8)南朝齊劉澄之的《荊州土地記》中記載，“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9)在長江下游，山謙之《吳興記》中，“烏程縣西有溫山，出御?。”(10)烏程即浙江湖州一帶。可見，整個長江流域到處生長著茶樹。茶樹是南方的物產資源，該地之人在生產實踐中形成飲茶的習慣。《三國志》卷六五《韋曜傳》中記載，孫皓每次宴飲之際，均要求參加者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酒量小，“素飲酒不過二升”，孫皓“密賜茶?以當酒”。韋曜本名韋昭，“史為晉諱，改之”，(11)吳郡云陽人，今江蘇丹陽人，屬于南方本土人士，飲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廣陵耆老傳》中記載，“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8)廣陵人競相購買茶葉，說明當地飲茶之風十分盛行。東晉吳興太守陸納以茶果招待謝安，“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于是杖之四十。”(12)陸納為吳郡吳縣人，今江蘇蘇州人，他的生活也離不開飲茶。不過，在他看來，茶果象征著節儉，以此招待他人，方能顯示自己的品質。《晉書》卷九八《桓溫傳》中記載，桓溫生性節儉，“每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總之，飲茶是南方社會的風俗習慣，也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兩晉時期華北人士的飲茶活動

西晉時期，華北社會并不排斥南方的茶文化。《太平御覽》卷八六七引《江氏傳》中，“(江)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面、茶、菜、籃子之屬，虧敗國體。’”愍懷太子司馬?所賣的物品中有茶，說明當時的華北人士是認可茶葉的。《太平御覽》卷八六七引《晉四王起事》中也記載，“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晉惠帝也不反對飲茶。張載，字孟陽，河北安平人，(12)到四川成都游覽白菟樓后，寫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13)他對茶葉持贊賞的態度。左思，山東臨淄人，(12)他也不反對飲茶，“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皙。……心為茶?劇，吹噓對鼎?。”(14)以上這些華北之人對飲茶不抱任何偏見。自永嘉亂后，大量中原人士紛紛來到南方，他們如何對待該地的茶文化?任瞻，“字育長，樂安人”，(15)今山東博興縣人。他過江后，王導率領已經南渡的中原人士給他接風洗塵。“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15)這則材料向我們提供了兩條信息，一是任瞻問所飲的是茶還是茗。所謂茶茗，郭璞指出，“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16)任瞻提出這一問題，說明他不了解南方的茶葉生產，但是他沒有對飲茶表示出任何不滿。二是王導和其他早已到達南方的人也飲茶，如果他們以前反對飲茶的話，那么現在也不可能立即接受，即使他們以前有可能不飲茶，但至少不排斥。《太平御覽》卷八六七引《世說新語》中，“晉司徒長史王?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為山西太原人，(12)他喜歡飲茶，而且以此招待別人，并勸別人多飲。那些士大夫并不是不飲茶，而是擔心王?讓他們多飲，以致感到害怕。以上這些中原士人，欣然接受南方的飲茶習俗，說明他們不排斥這一飲食習慣。雖然華北之人不反對飲茶，但是飲茶之風在華北社會并不流行，這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與時人對茶葉功效的認識有關，他們認為茶葉具有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8)西晉張華《博物志》卷四中記載，“飲真茶，令人少眠。”西晉劉琨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中，“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17)劉琨，中山魏昌人，(12)今河北無極人，他通過飲茶解除身體的煩悶。二是與茶葉的生產有關。這一時期茶樹主要以野生為主，人工栽培很少。(18)因此茶的產量不多，商品化程度較低，華北社會所獲取的茶葉有限。即使如此，華北社會對南方茶文化并不排斥。到了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的政治現實使得茶葉成為區域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重要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