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制度（LiteratureInstitution）是文學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機制和文學場域，文學制度包括文學生產、傳播、接受、批評等機制。文學制度可以分為“顯性文學制度”和“隱性文學制度”，顯性文學制度是指人們通過一定的程序、步驟建立起來的各種文學機構、社團、協會等組織體系和以明確的文字表述出來的政策、條文、條例、規則、章程等；隱性文學制度則是指那些蘊含在人們的意識、心理中，常表現為一種習慣性的約定俗成的行為規則、方式等，是文學生成過程中的“潛規則”[1]。伴隨著中國社會近現代化的進程和大眾媒體的興起，文學生成和接受越來越趨向于一種生產和消費的過程，文學的近現代化不再局限于文學觀念和表現形式上，它還體現在支撐文學近現代化的文學制度上，“文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并成為其重要組成內容。”[2]文學制度雖然是有關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的體制，屬于文學文本之外的范疇，但它“制約和規定著文學的意義和形式。”[3]文學制度已經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晚清，近代中文報刊開始聚集作家、刊載文學作品，作為大眾媒介的報刊成為文學生產、傳播、交流、消費的紐帶，逐漸從報刊的媒介特性和商品特性上影響文學創作、傳播和接受等方式，并通過這些方式逐步形成顯性或隱性的文學制度，報刊成為建構近現代文學制度的重要力量，推動著晚清文學向現代文學的方向發展。本文即以報載小說征文廣告為中心分析晚清報載征文廣告在近現代文學制度建設中的作用和表現。

一、報刊征文廣告開始構建新的文學生產機制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李氏建安書堂刊刻孫存吾編、虞集校選的《元詩》時曾隨書附刊征文廣告，其中云“：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品齒爵為序。四方吟壇多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嘆云。李氏建安書堂謹咨。”[4]這是現在能見到的最早征文廣告。以后明代書坊主陳龍山、陸云龍及清代李漁、呂留良、張潮等都曾隨書附刊過征文廣告。但受限于當時相對落后的媒介和傳播技術，古代征文廣告并未在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等過程中產生一種對古代文學有實質影響的機制或場域。近代中文報刊興起后，報刊廣告一舉成為近代傳播最廣的媒介手段之一，報載征文廣告為文學“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成為近代文學走向市場強有力的推動力量。報載征文廣告屬于契約性的細則條文，是顯性文學制度，它們參與了近現代文學制度的建設，主要表現如下：

1.報刊征文廣告成為組織文學生產的重要媒介。近代中文報刊出現后，征文廣告很快就登上了這種嶄新媒介的版面，如1853年，晚清第一份鉛活字印刷、也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創刊號的封面就有“惠我佳函，為此編生色”的征文廣告。報載征文廣告因報刊傳播而產生以前任何廣告媒介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如申報館出版的第一部書是一部多達500多篇、分為4卷本匯編的《文苑菁華》，此書是為科舉考生備用的，稿件就是通過申報館發出的征文廣告一篇篇地征集而來，從征稿到出書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5]；1877年6月21日，《申報》刊登“訪覓《林蘭香》告白”，7月19日，“《林蘭香》印齊出售”的廣告即見報；1879年9月7日，《申報》刊登“搜訪《使琉球記》”，10月21日，“《使琉球記》出售”的廣告亦見諸《申報》。如此快捷的征稿、出版、發售足見報載征文廣告在組織文學生產消費方面體現的優勢。由上表可見，自傅蘭雅“求著新小說啟”始，報載小說征文廣告一般都得到了讀者積極的回應。如傅蘭雅收到的作品超過162部，新小說社的征文使吳趼人和周桂笙走向撰譯小說的高峰期。《小說林》征求的稿子也“非常之多。”效果最顯著的是改良小說社，該社1908年開辦之后，曾宣稱每月出版10種新小說，但因稿源缺乏，自1909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僅新出小說1種，而征文廣告刊登以后，截止1909年8月17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出版小說34部。效果為何如此顯著？我們可以看到1909年6月26日，《申報》、《時報》和《民呼日報》都刊載了改良小說社該次征文廣告，其中《時報》連載持續到7月4日，是更多作者見到廣告后的投稿解決了改良小說社的稿荒問題。可見，晚清報載征文廣告在組織文學生產中已突顯出重要作用，它們是晚清小說繁榮的重要推動力量。

2.報刊小說征文廣告規范著小說的內容和形式。除組織生產外，更重要的是，晚清報載小說征文廣告還鮮明地體現著該時代的文學思潮，直接參與了晚清小說的變革、規范著晚清小說的內容與形式。報載征文廣告既是一種契約性質的合同，屬于顯性文學制度，這種合同和制度對征文發起者和投稿者皆具有約束作用，一旦投稿者產生應征投稿的欲望，他們就會受制于征文廣告這種合同，從而產生“征文廣告對寫作人的修改”這種文學現象。因而，征文廣告可以滲透到文學內容和形式之中，規定著文學的生產。19世紀90年代以前的小說征文，包括申報館的“?書”廣告，僅只是希望廣告能組織更多的稿件從事生產，用廣告細則指導作者創作什么樣作品的意圖尚不顯著。自1895年傅蘭雅“求著新小說啟”出，報刊載文廣告就開始成為文學創作的指揮棒，有鮮明文學主張的個人或團體開始利用征文廣告去影響作家的創作、規范文學發展的方向。并且，凝集著文學主張的征文廣告又像簡短的文學宣言書一樣，借助報刊的傳播，影響他人的文學主張，起到傳播文藝理論的作用。如“求著新小說啟”在近代中國第一次主張用時新小說革除陋俗、改良社會：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息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6]。論者一般認為此段文字和該次征文活動直接啟示了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的主張，對晚清小說發展沾溉甚深，“可以說，傅蘭雅的競賽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晚清小說的總體方向。”[7]小說改良社會也成為晚清幾次較大規模報載小說征文廣告一以貫之的宗旨。如1904年商務印書館征求教育小說：“述舊時教育之情事，詳其弊害，以發明改良方法為主。”1906年9月9日新小說叢報社在《時報》上刊登征文廣告：“然欲求其改良之法，自以小說為最有效果。”改良小說社的征文廣告“：本社以改良社會、開通風氣為主義。”由于與征文要求不符者往往“恕不修復”，甚至出現已刊登仍會被停載的情況，作者創作和投稿時務必以征文廣告的要求為旨歸。因此，報載征文廣告成了文壇的發令旗和指揮棒，規范著一批批的作品按預定的計劃模式被創作和出版出來，以1903年吳趼人開始創作的小說為例，《痛史》符合《新小說》征文中“開發國民”的主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符合征文中“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弊俗”之要求。丁逢甲《掃迷帚》是應1904年商務印書館征文“社會小說：述風水、算命、燒香、求簽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發明格致真理為主，然不可牽涉各宗教”之作，姬文《市聲》也是應該此“實業小說：述現時工商實在之情事，詳其不能制勝之故，以籌改良之法”之作[8]，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規范作品的內容之外，征文廣告還引導著作品的形式，例如，征文廣告對稿件的文言白話、文字深淺、篇幅長短等形式作出要求，從而影響小說體式的演變。如傅蘭雅要求“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綜，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希望應征小說能有趣味、婦孺能解；新小說叢報社征求的歷史小說“或本國，或外國，用章回體，”對內容形式也有明確的要求。有研究者注意到，為了適合連載，征文廣告對小說的回數或字數有明確的規定，也影響了晚清創作類章回小說以八回至二十回居多的特色。另如，《時報》和《月月小說》小說征文提倡短篇，1904年至1910年《時報》刊登標示“短篇”的小說105篇，《月月小說》24期則刊載短篇小說73篇，晚清報載短篇小說的興起，與這些報刊征文的提倡息息相關。作為文學制度的晚清報載征文廣告，已經深入地參與了晚清文學的近現代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