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小說和“民間”的關系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民眾”逐漸成為保家衛國承擔社會民族苦難的中堅力量，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文化傳統開始向接近“民眾”的精神文化探求轉變，由此知識分子也開始逐漸接受與“民眾”密切相聯的“民間文化”。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也對民間文化形態表現出滲透、收攏和改造的態勢。“民間”漸漸衍化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符號。故而，“民間”與知識分子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復雜。但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小說創作中，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發現，民間文化形態和知識分子之間依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民間”和知識分子之間又一次產生巨大的精神與情感的沖撞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這一時期當代文壇上涌現了莫言、張煒、蘇童、余華、陳忠實等一批具有“民間理想主義”’的作家。

由于身處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社會歷史文化轉型的特殊時期，他們既注意克服80年代精英啟蒙文學的局限，同時又適時汲取90年代新的文化精神，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從民間世界中探尋人文理想。因此這一時期的“民間”，不是“民間文學”與“民眾”相割裂的“民間”，而是在與知識分子的碰撞交流中衍生出的一種精神層面的空間。創作者們開始有意識地將個體“融合”(張煒語)到民間世界，立足于“民間”，讓“民間”自己“說話”，由此形成民間個人化的價值立場。

“民間”釋義

伴隨著新歷史小說民間立場的確立，文學評論界也對“民間”這一概念予以關注，并各自提出了不同見解。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于1994年分別在《上海文學》和《文藝爭鳴》發表了《民間的浮沉》和《民間的還原》兩篇文章，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間”這一概念。然而由于“民間”語義的模糊性以及評論者對此不同的理解，導致學界90年代關于“民間”的論爭存在一些爭議。李新宇認為，“民間”包括以農民為主體的鄉土民間和以市民為主體的城市民間，“民間化”的過程就是市民階層搶占話語權和知識分子放棄話語權的過程。韓東則認為，“民間”是一個放棄權力的、堅持獨立精神和自由創造的、為維護文學藝術的生存而不屈斗爭的一個戰斗實體。湯奇云認為“民間”是指“對應于官方的平民生活空間”‘刀據此他質疑文學敘事個人化的知識分子與“民間”的關系，認為陳思和先生的“民間的立場”不是指平民的立場或者民主的立場，其“民間理論”主要是為當今進行個人化寫作的知識分子而立論的，旨在為他們設定一個立場，進而向前回溯歷史，尋求思想資源。

此外，南帆在《民間的意義》一文中解析了20世紀知識分子和“民間”的三種關系模式，認為這三種模式恰恰投射在20世紀漢語歷史的演變中。文中他把“民間”理解為某種文化空間，其范圍具有歷史相對性，是多種文化因素綜合作用的歷史產物。那么究竟何謂“民間”，它又具備何種特征呢?陳思和先生的((民間的浮沉》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闡釋。文中指出:“‘民間’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解釋。‘民間’，是指中國文學創作的一種文學形態和價值取向。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中，‘民間’不是指傳統農村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其意義也不在具體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方法，‘民間’所涵蓋的意義要廣泛得多，它是指一種非權力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視界和空間，滲透在作家的寫作立場、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隱藏在民間，用‘講述老百姓的故事’作為認知世界的出發點，表達原先難以表述的對時代的認識。”

對此，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其表達的意思。(一)作為自在的民間文化空間，這一文化空間具有歷史的相對性，它包括了種種復雜的成分;(二)作為審美的文化空間，表現為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緊緊擁抱生命本身的過程;(三)只有有了“兩者之間相聯系的中介環節知識分子的民間價值立場”，“才能使知識分子從‘民間的現實社會’中發現‘民間’的美學意義”，進而寄寓自己的美好理想，并借此實現自身的現實價值。筆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民間”恰是陳思和先生所闡述的“民間”，特別是具有“自由自在”和“藏污納垢”雙重特性的作為審美文化空間的文學民間，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分子的民間價值立場。我們不妨把它理解為:創作主體的民間價值立場及其在文學作品中的審美顯現。新歷史小說的創作者主動放棄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權和國家權力話語權，自發或自覺地以民間價值立場為本，重新發現和理解民間世界。

作家們不再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俯視民間，代之以一種平視的角度或者“融入”的姿態，從日常民間中探尋知識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園。恰如張煒所說:“萬物都在急劇循環，生生滅滅，長久與暫時都是相對而言的;但在這紛紜無緒中的確有什么永恒的東西”1101。“永恒的東西”究竟是什么，也許就是創作者們苦苦追尋的“民間”，是以民間價值立場為本的知識分子透過日常民間而在文學作品中建構起的審美想象空間。顯然這個空間來源于現實而不同于現實，它具有虛擬性，比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蘇童的楓楊樹鄉和香椿樹街以及張煒的蘆青河畔。它們因負載了精神性的成分而具備了相當的形而上的特質。它們所呈現出來的“民間”，因其對人類生活和情感狀態的強烈表現力，而穿透駁雜的外在表層，直接震撼讀者的心靈，進而引起讀者的共鳴感與親近感。

新歷史小說“走向民間”的成因

新歷史小說，大多不同程度地顯露出民間化的傾向，創作主體自覺拋棄了傳統的啟蒙立場以及官方意識形態的執著態度，改變了此前所扮演的啟蒙者角色，轉而扎根于民間大地，從中探求新的價值取向和思想存在方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新歷史小說于80年代末如年代初集體向民間回歸?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文學固有的生存方式與生存環境發生質變，與此同時，作家的創作心態和文學的價值觀念也備受沖擊進而開始裂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精英知識分子是文化的核心，是現代意識的代表者、守護者和傳承者，因而創作上他們長于“宏大敘事”，將他們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和“現代性”的人文理想通過恢弘的氣勢和廣闊的視野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