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托陳取消派”(簡稱“托派”)是指贊成托洛茨基和陳獨秀主張的一類人。托派分子任曙、嚴靈峰等以《動力》雜志為據點，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陳獨秀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否認中共領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嚴靈峰以生產技術作為測驗社會經濟結構的方法，證明中國社會是怎么迅速地采取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并進而得出其結論: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束縛雖然日益嚴重……然而，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并未止步，仍然有蒸蒸日上的發展勢頭。任曙認為，由于帝國主義向中國輸入商品，使得在中國農村，資本主義已取得支配地位，甚至在全國資本主義都占有了統治地位。

而且還錯誤地將對外貿易當成了中國經濟的中心問題。嚴靈峰、汪曙等人的觀點是荒謬的，因為他們沒有辨明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面，只強調帝國主義資本與民族資本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面;未分辨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個獨立的國家內和侵入一個喪失獨立的國家所起的不同作用，而只是一般地強調資本主義經濟與封建經濟的不可調和性;并且把帝國主義入侵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說成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故意混淆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兩個不同的范疇;還故意把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說成是一個國家內大小企業之間的差別，把華洋資本之間的競爭看成是一個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故意把帝國主義憑借武力和特權扼殺中國經濟生路的事實掩蓋起來，把華洋資本視同一家，于是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淪。另外，因《新生命》雜志而得名的“新生命派”，主要以國民黨學者戴季陶、陳布雷、陶希圣等為代表，資產階級改良派以胡適為代表，國民黨改組派以汪精衛為代表，也紛紛撰文參加論戰。他們為了反對中共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抵制馬克思主義，故意混淆中國社會性質。“新生命派”提出“中國封建制度崩壞論”，認為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胡適提出了中國的問題在于“五鬼鬧中華”認為“五鬼”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它們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敵人，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均不在危害中國之列;有的論點甚至從根本上否認中國存在封建階級和封建制度。可見，盡管派別各不相同，但都主張中國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否定中共關于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判斷，進而否認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面對挑戰，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知識分子積極參與論戰。1930年3月，《布爾塞維克》第3卷第2/3期合刊發表時任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李立三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文，這篇將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引向深入的開山之作指出，無論是誰，如果沒有認清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實質，便會對于一切問題的認識陷入到極端錯誤的泥潭。那些不愿意農民進行革命的人，其反動理論的依據就是否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并且批判了那些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種種錯誤認識，批駁了“托陳取消派”的觀點，從理論上對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作了較系統的論證，較全面論述了中共六大對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判斷及對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基本主張。隨后，革命知識分子相繼在《讀書雜志》、《新思潮》、《布爾什維克》等刊物發表文章，對于中共關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認識作更加深入的闡述。比如，1930年4月，王學文、潘東周、吳黎平等人的系列文章刊載《新思潮•中國經濟研究專號》。這些文章分別從農村土地關系、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的關系等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強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的社會性質，認為在中國社會經濟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封建和半封建經濟。1931年，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在《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3期發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一文，駁斥托派等人的觀點，被認為是解決中國革命理論問題的佳作。

該文以近4萬字的篇幅圍繞中國社會究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焦點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以及大量的基本事實，對嚴靈峰、任曙的觀點作了針鋒相對的批駁，較為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當時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捍衛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綱領。張聞天認為，任曙無視剝削關系，只注意了商品關系，實際上是充當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辯護士。此文注重以實證數據為論據，指出帝國主義只會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且帝國主義會加緊鄉村中間的封建式的剝削，并論證了中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絕不會使中國的經濟得到獨立發展，只能使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化。進行土地革命，就是要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張聞天指出，當前中國革命具有“民主資產階級性”。其結論為: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是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的無產階級絕對不可以跳過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否則，中國目前的革命必將遭到嚴重的失敗，社會主義革命也必然不能取得勝利。

此文有理有據，論證充分，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具有重要影響。毛澤東吸收了這次論戰的成果，并作了必要補充和系統化，進而為論爭多年的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做出了科學的結論，明確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性質的國家”，強調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而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指明了方向。通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得出了中國近代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科學結論，其成果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學理基礎。這場論戰關系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及必然性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否認20世紀中國發生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論點，以偏概全，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外在表現。通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唯物史觀由異端之說走向歷史中心舞臺，且不斷壯大聲勢，各派人物都紛紛以標榜自己運用唯物史觀而為時尚，因而使得唯物史觀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1930年代之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益廣泛，在歷史學家中無論是否信奉馬克思主義，也不得不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重新審視自己的史學主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上曾出現了一股新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好像是當年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老調重談。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任意貶低或否定革命，否定中國近代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否定中國近現代史的革命主線，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必要性，認為革命可能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片面地認為“中國如果沒有革命，其境況會較好些”。與此相呼應，“侵略有功”論也粉墨登場。歷史虛無主義者把“近代文明”和殖民侵略等同起來，美化殖民侵略，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否定近代中國革命斗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們解構歷史又重構歷史，就是為了否定革命，聲稱近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搞改良主義，提出“革命史范式”應被“現代化范式”所取代，宣稱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弦外之音是近代中國應當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建國以后搞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然而要想克服歷史虛無主義現象，從根本上清除歷史虛無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唯有事實求是，即用事實來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