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帶去大量從軍人員。當年的“六十萬大軍”如今還健在的，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兵。老兵作為一個特殊的人群，在當代臺灣文學不同的發展時期中，其形象有不同的變化。從白先勇到陳映真再到丁偉民、鐘延豪、張大春，直到蘇偉貞、朱天心、孫瑋芒、王幼華、履疆、張啟疆等等，“老兵形象”在不同的作家筆下承載著不同的主體意識。但是我們無疑又可以從這些不同的“老兵形象”身上探照出其共通性，即他們都經歷了從“守望與失望”，到“迷失與救贖”，最后到“歸來與流浪”這么一個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磨難過程。

談到“老兵形象”，自然繞不開的一個概念就是眷村。所謂“眷村”，是指1949年國民黨當局為遷移臺灣的中下層官兵及其眷屬提供的住所。

“眷村”是臺灣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產物，其中老兵們的聚合并非出自血緣的、宗族的關系，而是由于共同的政治命運和人生背景。他們以“外省人”的身份自成一體，懷著“落難”、“悲戚”、“懷鄉”的心態與周圍環境保持著距離。眷村不僅是外省第一代在異鄉的落腳地，也是外省第二代出生成長的地方，它銘刻著歷史動蕩中遷移臺灣的老兵們的集體記憶，也提供了一扇觀察臺灣當代“老兵形象”變遷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波譎變幻的窗口。

一守望與失望1949年國民黨作為敗軍之師困守于臺灣，隨行前去的大量將領士兵在所謂“衛國”思想的感召下，幾乎無一例外地急切地向往回到故土家鄉。

但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已不是地理空間之隔，政治意識形態的嚴重分歧，使得這群老兵永別故鄉。

在眾多塑造老兵形象的文本中，白先勇小說集《臺北人》中的《歲除》、《梁父吟》、《那片血一樣的杜鵑花》、《國葬》中的“老兵形象”正是“守望精神之鄉”遂又不得不接受“無法回鄉”這一殘酷事實的一類。《歲除》里的賴鳴升是當了一輩子的兵，因年老退役在榮民醫院成了廚房里的買辦。

他與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著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四川當過連長，隨后又參加了“臺兒莊戰役”，那些烽火連綿、死里逃生的傳奇經歷成就了他人生的巔峰，并成為他記憶中最榮光、最神圣的記錄。賴鳴升是《臺北人》中不肯面對現實、沉溺在往昔的榮光回憶里的典型角色之一。又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里的老兵王雄，始終抱有“懷鄉的哀愁”，牽掛“那頭”的家鄉以及家里的“小妹仔”，在和“我”關于對岸大陸的對話中，得知“從望遠鏡里可以看得到那邊的人在走動”，“隔得那樣近”等信息，從而借投海自殺之舉以期通過“趕尸”的辦法回歸故鄉。但是王雄的尸體“被潮水沖到了巖石縫中，夾在那里，始終沒有飄走”。王雄最后的“歸鄉之路”也斷絕了，其靈魂永遠孤零零地飄蕩在異鄉之島。《梁父吟》里的王孟養、樸公，《國葬》里的李浩然以及忠心耿耿的老侍衛，有的是位高權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有的是位居下層的普通士兵，有的仍然留在軍中，有的已經被拋入社會底層，“失勢和失意是這群人最大的特點”。［1］

無論是守望舊日時光還是虛妄的政治理想，老兵們終由精神上的守望陷入失望的境地。由于懷著“反攻大陸”、“戰士授田”等美夢，所以很多人沒有考慮過生活起居以及未來工作等基本問題，再加之當局對大部分下等士兵的無暇顧及，導致下層官兵陷入升遷無望、回歸無期、日漸老邁的重重困境。反映在小說創作中，作家們往往是不約而同地側重展現老兵們的精神失常和種種變態行為。如鐘延豪的《金排附》、黃驗《冷熱胸膛》、履疆的《排附和我》等描寫的是在當局政治謊言的蒙騙下仍然“恪守盡職”的老兵們的精神變態現象。張大春早期的《雞翎圖》中擔當伙夫的老兵竟將他飼養的一群雞當作自己留在大陸的“親友的化身”，將自己的人格尊嚴也寄托于此。當部隊轉移時，遂做出寧可棒殺，也不賤賣的瘋狂舉動。丁亞民的《冬祭》表面來看是一個鬧鬼的故事，退伍老兵老張在由人變成“孤魂野鬼”之時，不忘大罵學校校長向日本賣國求榮的舉止行為，老張瘋癲的背后是一顆不被眾人理解的“愛國心”。作者借老兵形象嘲諷當局統治的目的不言而喻。同樣在鐘延豪的《故事》中，服役期已滿的老兵始終等不到退伍令而導致心理變態，已經退伍的老兵又因生活沒有保障而慘死工地，作者借寫這些被拋入社會底層的老兵悲劇表達對當局統治的不滿與失望。桑品載的《向往一場戰爭》中，老兵們為了去“對岸”散發傳單、插國旗而白白送命，老兵的“愚昧盡忠”表露無遺，當局統治的荒唐更讓我們汗顏。

老兵們的苦苦堅守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蠱惑，“反攻復國”、“為國盡忠”這些空洞的政治口號則讓老兵們的守望變成了一個毫無意義的政治符號。因此老兵們的命運也就承擔了更多的現實悲劇意義。鐘延豪的《金排附》中的金排附在忍住悲痛勸慰我“這么多年，打死的老百姓太多了……”時那一份撕扯的內心痛苦，王幼華的《慈母碑石記》中被遺忘在南海群島上的士兵，那一份焦灼到凄厲的等待，這樣一種痛苦的守望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黃驗《冷熱胸膛》中的郭子儀最大的疑問:“是我對不起國家，還是國家對不起我?”在“為國盡忠”的所謂“信仰”下的守望已變得毫無意義。失去的版圖已不在腳下，家鄉的淪落已是既成事實。

國民黨當局統治的虛偽與黑暗，老兵們感到由外而內的失望，加之生活上的窮困潦倒和心理上的無所依托和變態發狂，導致老兵們在精神上的迷失遂希望在困頓、壓抑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肉體的解放和精神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