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認知與譯文的可接受性

　　摘 要：譯文的可接受性是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從身體認知視角出發，闡釋“共享體認”作為譯文可接受性的認知基礎，提出翻譯的逆向體認原則，認為源語文本的生成是順向的體認過程，而源語的解讀與譯文的構建卻是逆向為之，譯文具有可接受性的關鍵就是在逆向體認過程中尋找到語際間的“共享體認”。在對體認與逆向體認流程作出認知分析之后，提出三種基于身體認知的翻譯路徑，并結合譯例分析其在翻譯中的可行性，從而豐富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理論體系及研究視角。

　　關鍵詞：身體認知;可接受性;逆向體認;中央文獻翻譯;新視角

　　宮宇航; 項成東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2-01-20

　　一、引言

　　不同的政治思想從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需克服語言與文化的障礙，而障礙的消除則主要依靠翻譯，任何政治思想若要謀求傳承與發展，必須走出自我封閉的窠臼，主動或被動地與其他思想和文化進行交流，“在不斷碰撞甚至沖突中逐漸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劉云虹，2015：16)。正是翻譯使一個國家的政治思想及文化在空間上得以擴展，在內涵上得以豐富。目前國內譯界關注較多的是文學及典籍的外譯研究，而對于政治文獻外譯的研究則相對較少，這對于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和構建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都是不利的(陳雙雙，2020：75)，尤其在理論體系及研究視角層面的欠缺，直接影響著政治思想的對外傳播。中央文獻作為國家政治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翻譯工作承擔著國家政策、主權利益和政治立場的對外傳播及國家形象建構的功能，對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的建設具有戰略性意義。然而，從近年來中央文獻翻譯的接受效果來看，“我們在國際上有時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存在著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 (習近平，2017a：149)。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中西文化、意識形態、詩學傳統等方面的差異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固有偏見之外，主要是由于國際輿論長期由西方話語主導，加之我們在翻譯時經常“采用單一且生硬的政治宣傳模式……而忽略接受情況”(胡開寶、李嬋，2018：6)。“事實上，重話語建構、輕話語譯介、重話語傳播、輕話語接受是目前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的常見現象”(胡安江，2020： 44)，也是當前中央文獻翻譯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畢竟，翻譯的歸宿就在于為目標語語言體系及社會文化所接受，而未被受眾接受的譯文僅是一種“可能的存在”，只有在被接受之后才會變為“現實的存在”。故此，本文以身體認知為研究視角，對中央文獻翻譯中的譯文可接受性進行認知分析，闡釋翻譯中的“逆向體認”及流程框架，結合譯例探究其在應用中的可行性，進一步探索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新路徑。

　　二、譯文的可接受性：翻譯的終極目標

　　在翻譯中，無論譯者采取何種翻譯策略，幾乎都無法忽視譯文的可接受性，畢竟一切翻譯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受眾看得懂、肯接受。“翻譯的完整意義不應該僅僅只是一個語言文字的轉換……而還應該包含幫助和促進操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際。”(謝天振，2014：228)若譯文疏離了受眾，理解與交際則無從談起，更無法產生預期的影響力與感染力，譯文也自然不會在目標語環境中獲取“來世的生命”。對于中央文獻的翻譯來說，“高質量的文獻譯文是國際社會認知、了解和理解中國的基礎性、原初性材料”(楊雪冬，2020：10);譯文的可接受性決定著我們的思想與理念能否被國際社會所接受，我們“向海外受眾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目的是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我們傳播的內容，從而更加了解中國，認同中國，這是外宣翻譯的出發點和歸宿”(周忠良，2020：98)。因此，中央文獻翻譯作為黨和國家對外宣傳的主要途徑，文獻譯文的可接受性就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

　　在譯文的接受過程中，作為異者的源語文化往往會遭到目標語社會的抵抗，原因在于“任何社會都傾向于讓自身保持為一個純凈且未受侵染的個體”(貝爾曼，2021：6)，故而本能地做出“排他反應”，拒絕一切混雜與入侵，且目標語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和機構都致力于一種本族中心主義的還原(Venuti，1998：82)，拒斥外來文化任何可能的再現方式。中央文獻及譯文作為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與目標語文化必然會構成一種翻譯的差異性倫理關系，而這種倫理關系總是被包含在某種面對權力的政治分歧中，它所體現的是“始終處于不對等狀態中的各種語言和文化之間的權力關系”(劉云虹，2015：106)。因此，中央文獻在對外翻譯時不可避免地會與目標語中的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相互碰撞并發生分歧，而兩者能否實現相互理解、交融并促使譯文被接受，則取決于譯文是否迎合了受眾的文化價值及話語需求，畢竟，目標語社會往往會據此把那些看似無助于解決本土關懷的爭論和分歧排斥出去(Venuti，1998：67);然而對于中央文獻的翻譯來說，目標語文化及話語因素始終要讓位于政治因素，此外，無論是從非母語譯到母語還是“從母語譯到非母語，語言與文化的隔膜始終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規律”(譚蓮香、辛紅娟， 2018：75)。因此，若要在這個既表現差異又克服差異的過程中完成譯文的跨文化交際功能，則需譯者以實現譯文的“可接受性”為終極目標。

　　三、可接受性的認知基礎：共享體認

　　在譯文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受眾的自我意志或本族中心主義傾向，會將作為 “異者”的譯文視為一種“入侵”來對待，譯文傳播的受阻是有著文化和政治上的必然性的，然而，若譯文具有可接受性，受眾則會發現“異者”的表象與它所體現的內涵并不相同，異也沒有它表現的那么絕對(貝爾曼，2021：42)，異的考驗終將被克服，在某時某刻達成譯文與目標語的融合與認同，原因在于源語作者、譯者與受眾之間原是存在著某種具有共性的認知結構，而譯文的可接受性使其被激活于受眾的心智中，這種基于人類與自然和社會互動所產生的身體經驗而形成的具有共性的認知結構可被稱為共享的身體認知，即共享體認。“每個人都擁有著相同的身體器官，有著相同的生理功能和基本相同的身體經驗”(項成東，2019：52)，這種共性所產生的經驗既包括身體感官的體驗，也包括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框架下，身體及心智情感與外界環境及存在事物的互動體驗。人類認知結構的形成是基于體驗，相似的身體經驗往往促成相似的認知結構，這就決定了人類的身體認知存在互通的可能性。

　　身體認知即 embodied cognition，也常譯為體驗認知或涉身認知等，也可簡譯為 “體認”，無論何種譯法，都強調了身體經驗在認知加工中的重要作用。“人以身體認知的方式認識世界，概念與思維的實現必須通過人的身體經驗”(同上：96)，作為概念與思維的載體，語言亦是體認的，這種體認既有身體屬性，也有社會文化屬性;身體因素決定了語言在體認層面上存在互通性，而社會文化屬性導致了思維方式及語言使用的差異性，“這種差異就體現在翻譯中語言使用層面的表達方式的分化上。不過，語言使用層面的分化，不能動搖其深層的涉身認知基礎，不能動搖基于涉身交互體驗和文化體驗的共性”(譚業升，2012：131)，即不同的語言及文化之間始終存在著共享體認，作為跨語言、跨文化交際活動的翻譯，也必然會受到共享體認的影響，它決定著源語文本及文化在目標語中以何種形式出現。譯者在目標語社會文化環境中進行著一場“語言的煉金術”，其目的就是生產出符合交際目的且可接受的譯文，而譯文能產生可接受性的前提就在于它可以通過語義及語言符號的表達來激活受眾心智層面上的共享體認。

　　四、身體認知視角下的翻譯：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新視角

　　1 源語的生成：順向體認

　　語義的建構及其語言符號的形成是人們進行概念化的過程，亦是順向的身體認知過程，具體流程如圖 1 所示。在此過程中，人們通過身體與事物的互動體驗獲取感覺和知覺，并在大腦里形成事物的心理表征，即意象(image)，之后對相同或相似的事物進行多次互動體驗并經過隱喻和轉喻的認知加工，進而形成抽象概括的認知結構，即意象圖式(image schema)，同時基于特定的語境生成與某領域知識相關的認知模型(CM)，再通過歸納與類比，將多個相關的 CM 結合在一起構成理想化認知模型(ICM)，它是高度概括性的圖式表征，人們常以 ICM 為原型進行范疇化，建立范疇，并建構概念，它是心智思維的基本要素，由于人們的體驗對象存在于某個語境之中，這是一個包含著多個事體的復雜的認知關系網絡，因此從范疇中得以建構的，往往是由多個概念組成的概念包，即圖 1 中的“概念×n”，隨后，語言符號會作為載體，將概念包的內容固定于語言表達之中。

　　與意象相比，意象圖式距概念較近，更易成為心智思維中固有的成分，而意象與概念相距較遠，且往往具有即時性和較強的地域文化屬性，若源語文本中存在鮮明的意象，則很有可能在跨文化傳播與理解中遇到困難，此外，相似身體經驗的不同凸顯以及不同體驗環境所導致的某種偏好的概念化及符號化形式，往往會造成原型及范疇成員的差異，以及概念在語言表達上的分化，這意味著源語作者對相同事物在多樣化的認知場景中生成的文本也會有所不同。例如，革命傳統與紅色基因、天下與世界、做表面文章與敷衍塞責等。但無論源語采取何種例示方式，順向體認的過程中仍存在著共享的因素，故在接下來的源語解讀中，譯者需憑借自己的百科知識去尋找自身與源語作者的共享體認以獲取對源語的準確理解，并以此來構建譯文。

　　2 源語的解讀與譯文的構建：逆向體認原則

　　源語生成的過程是從身體經驗出發，通過大腦形成的意象和意象圖式，對事物進行范疇化，再進行概念化和詞匯化，最終用語言符號表達出來，這是人們常見的認知過程。但翻譯過程包括對源語的理解和譯文的構建，其認知過程則逆向為之，故翻譯中的逆向體認原則是指譯者為了滿足特定的跨文化交際目的，以源語作者、譯者及目標語受眾之間的共享體認為基礎，在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制約下對源語文本作出的逆向體認處理過程。具體流程見圖 2。

　　在這個過程中，譯者首先使文本“脫離源語語言外殼”(deverbalization)(Seleskovitch，1975)，其功能在于提取文本蘊含的抽象概念，隨后，譯者的思維會返至范疇并重構原型，在心智中激活源語的 ICM 與意象圖式以及所包含的意象，通過找到共享體認來完成對源語的理解。在譯文的構建中，為使受眾獲取無限相似且可接受的身體認知，譯者會憑借其主體自洽(王文斌，2007;宮宇航，2020)能力，依據自己的百科知識，有選擇性地以隱喻映射的方式將作為認知翻譯單位的概念隱喻、ICM 或意象圖式 A 映射到目標語中，找出對應的概念隱喻、ICM 或意象圖式 B，若 A 與 B 之間在某一方面存在著共享體認，則映射成功，并通過范疇化和詞匯化來構建譯文，若譯者在映射中沒有發現與之有共享體認的 B，則映射失敗，譯者很有可能會選擇解釋性翻譯來達成間接的共享體認，或在不影響譯文功能的前提下省略不譯。需要注意的是，此過程中的認知翻譯單位之所以被確定為“意象圖式、ICM 和概念隱喻”是由于共享體認往往存在于三者之中，而范疇的層次較多，邊界模糊，導致共享體認的凸顯度不強;原型除了被理解為范疇中心趨勢(central tendency)的抽象表征(索爾索、麥克林、麥克林，2005)或 ICM(Lakoff，1987)以外，還可被定義為范疇內的典型實例(Langacker，1987)，具有一定的意象性，共享體認很難同時滿足原型的多種定義;而且意象較為具體，對于文化及語境的依賴程度較高，在跨文化傳播中遇到阻礙的可能性較大。

　　3 基于身體認知的翻譯路徑

　　心智思維與認知過程往往是無意識的，畢竟人類無法下意識地體會構建原型和范疇化的過程，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譯者可根據文本信息的凸顯，快速確定主要翻譯單位，尋找語際間直接或間接的共享體認，并以此來構建譯文。基于身體認知，翻譯通常有如下三種路徑。

　　3.1 以概念隱喻為基礎

　　人類可以通過身體認知在范疇中建構具體事物的概念，并通過隱喻來認識并表達抽象事物的概念，進而“通過概念了解抽象的思想，將這種思想隱喻化”(葉子南， 2013：8)。因此，概念隱喻大量地存在于語言之中，是人類與思想之間的媒介，思想及身體認知的跨文化互通性使得概念隱喻中的共享體認凸顯性較強，故譯者可從概念隱喻入手進行源語的理解與譯文的構建。

　　(1)……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習近平，2017b：84)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moderate prosper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 Xi Jinping，2017：88)通過逆向體認可發現原文由“建成、小康社會、打基礎”等概念組成，并構成了一個概念隱喻“實現小康是建筑某物”，這種普遍性的概念隱喻具有較強的跨文化共性，譯者根據其百科知識及人生經驗等因素進行隱喻映射后，可快速在目標語中找到存在“共享體認”的概念隱喻：REALIZING STH IS BUILDING STH。因此，譯文采用了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對這個概念隱喻進行例示，為受眾帶來相似且可接受的“體認”，譯者只需對“小康”作出合理的解釋即可。

　　(2)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習近平，2020：76) We should learn from all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Xi Jinping， 2020：98)通過逆向體認及原文與譯文的對比可發現，二者由不同的概念隱喻構成，原文的概念隱喻為“成果是食品”(吸收食品營養)，譯文的概念隱喻是 ACHIEVEMENTS ARE PEOPLE(learn from people)，表面看來，二者并無共享之處，但“食品”與 people 卻存在著共享體認，即二者都有“使事物進步或上升的能力”，如食品所包含的營養可使生物(向上)成長;people 也有使事物上升的能力，此外，“吸收食品營養”與 learn from people 還包含了“物質從外到內移動”的共性，因此，譯者實際上通過“等價代換”(譚業升，2012：140)的方式構建譯文的概念隱喻，實現了譯文與原文意義的互通。

　　3.2 以 ICM 為基礎

　　ICM，即理想化認知模型，是由多個相關的認知模型(CM)所組成的具有格式塔(完型)性質的復雜認知模型(Lakoff，1987：68)，具有人類認知的普遍性，其中所包含的與 CM 有關的意象及對應的概念實體可通過轉喻的方式被相互激活，所以可將 ICM 視為認知翻譯單位來分析并處理與意象有關的翻譯。(3)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習近平，2020：70) We are like examinees sitting the tests posed by this era, and the people will review our results.(Xi Jinping，2020：92)原文中的三個意象：出卷人、答卷人和閱卷人會激活譯者心智中關于考試的 ICM 以及出卷、答卷和閱卷的 CM，而新語境會使譯者通過轉喻激活新的 CM 及對應概念：帶來考驗、完成考驗和審閱完成情況。譯文保留了“答卷人”的意象 examinees，以激活受眾心智中關于考試的 ICM，并結合 tests，review 及相關行為主體 era 和 people 進一步激活 ICM 中關于考驗的 CM，原文和譯文都采用了較為具體的語言例示，這符合“具體優于抽象(CONCRETE OVER ABSTRACT)”的轉喻喻體使用原則(Radden & Kövecses，1999：45)，因為對于人類的身體認知來說，具體事物要比抽象事物具有更大的凸顯性。需注意的是，原文的意象是以名詞形式出現的，而譯文則采用了名詞，過去分詞短語和動詞的形式，語法結構的改變有可能會對讀者心理感受產生影響，因為從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視角來看，名詞比動詞更加具體，更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反應時上，名詞顯著長于動詞……動詞理解比名詞理解更快，而且更加自動化”(馮駿，2015：74)。然而譯文與原文 ICM 之間存在共享體認，所以心理感受的變化在此處并未影響譯文的可接受性。然而，由于體驗環境及社會文化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意象和概念實體都會在目標語中產生共享體認，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積淀也會使其具有厚重的文化負載，故而超出了目標語受眾原有的認知界限。此外，中央文獻的原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及政治概念的構建也往往會受到主流政治話語的影響。20 世紀以降，中國經歷了多次主流政治話語的更替，清末民初的救亡啟蒙、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化復興、30 至 40 年代的抗戰建國、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以及 21 世紀后中國的飛躍式發展，尤其是十九大以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流政治話語，始終引導并規范著社會文化、語言形式及政治概念的內涵，而目標語受眾對這些政治話語所知甚少，原文本所包含的體認有時難以被目標語受眾所共享，針對此種情況，我們仍可采用以 ICM 為基礎的翻譯路徑。由于 ICM 具有無限性及構建 CM 網絡的傾向(Ungerer & Schmid，2008：50)，而 CM 是意象圖式結合相關語境(context)所形成的抽象認知結構，所以 CM 與 ICM 的關系可被表述為如下模式： CM= Image Schema+Context1/Context2/Context3/Context4… ICM=CM1+CM2+CM3+CM4… ICM 中所包含的 CM 及其中的語境越多，被理解的可能性就越大，相互交織的 CM 網絡中必定存在著某種轉喻鄰接關系(metonymic contiguity)，使得相鄰接的 CM 或整體 ICM 具有心理可及性，故譯者可根據新的語境，對具有鄰接關系的 CM 或整體 ICM 作出語言例示，以激活目標語受眾對于譯文的體認，進而使譯文具有心理可及性。

　　(4)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習近平，2017b：181)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regulations and rules.(Xi Jinping，2017：198)通過逆向體認可發現原文凸顯著兩個鮮明的意象：準繩、規矩。在原語境《呂氏春秋》中分別表示測量平直與否的水準墨線和確定方圓與否的圓規矩尺。雖然意象也通過體驗而生成，但它僅是在特定場景之內形成的體驗性經驗的心智表征(Croft & Cruse，2004：44)，具有很強的文化特異性及語境依賴性，這兩個意象在跨文化理解中容易遇到阻礙，因此目標語中的對應意象 leveling instruments 和 compasses 不會給受眾帶來共享的體認。鑒于此，我們將意象放到更為抽象概括的 ICM 中，結合新的語境進行分析。在新語境中，“準繩和規矩”可表示“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紀律和規矩”， 即 CM1 中的 Image Schema 與 Context2 結合后變為了 CM2，并在新語境中得以凸顯，原因在于一個概念實體可使相同 ICM 中的另一個概念實體具有心理可及性(Radden & Kövecses，1999：21)，CM1 與 CM2 之間構成了部分指稱部分的轉喻鄰接關系，原文通過“準繩和規矩”來指稱“紀律和規矩”，因此譯者以 regulations and rules 作為語言例示，以凸顯通過轉喻所激活的 CM2(紀律和規矩)，使得原本不具有共享體認的概念在目標語中具有了心理可及性，使受眾獲取了間接的共享體認。

　　3.3 以意象圖式為基礎

　　意象圖式源于人類對外界的身體認知，“這些圖式是我們用概念隱喻感知抽象世界所需的媒介”(葉子南，2013：34)，是心智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人的感官知覺并無太大的文化差異，意象圖式中的共享體認便可使得以此為基礎的源語文本具有較強的跨文化互通性，故意象圖式也可成為逆向體認過程中的認知翻譯單位。(5)……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all party members should never forget why we started out and continue marching forward.(Xi Jinping，2017：33)譯者通過逆向體認會發現原文所包含的“初心”、“前進”等概念凸顯著“始源 -路徑-目的地”的意象圖式，雖然人們的走路方式以及路周圍的環境有所不同，但身體經驗與所獲得的認知結構卻是相似的：人在走路時有起點(始源)、路徑及終點(目的地)，作為由經驗和信息組成的抽象認知結構，意象圖式有著較強的跨文化共性，譯者通過隱喻映射很容易找到目標語中具有共享體認的意象圖式：Source-PathDestination Schema，故而在譯文中使用 started out 和 marching forward 等詞凸顯該意象圖式。

　　(6)……領導干部要胸懷兩個大局……(習近平，2020：77) …leading officials should have two factors in mind…(Xi Jinping，2020：99)通過分析可發現原文是一個以“容器圖式”為基礎的語言表達，由于人的身體中有器官、血液、骨骼等，所以人們都有將身體視作容器的經歷，語際間的共享體認較為明顯，故譯者通過隱喻映射，在目標語中找到了 Container Schema，并用 have…in mind 將其表達出來。通過三種翻譯路徑并結合逆向體認原則對上述譯例的分析可發現，譯文表達既沒有過度體現譯者主觀意志，更沒有過度改寫原文，這是因為對于中央文獻的譯者來說，即便共享體認作為譯文可接受性的基礎，在譯文構建過程中為譯者提供了認知參照點，但具體的譯文表達還需取決于贊助人目的，國家間的地緣政治關系，讀者審美取向及詩學傳統等諸多因素，同時，嚴格的組織紀律、政治覺悟也會創造出 “約束力”以遏制對原文的多重解讀以及譯文無限增長的意義。

　　五、結語

　　“世界以體驗的方式被概念化。體驗在我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中普遍存在，它存在于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中，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和價值觀中，以及存在于我們使用的語言中”(項成東，2019：48)。由于人體的感官功能有著很大的相似性，直接的身體經驗及通過隱喻構建的間接身體經驗，幫助人們形成了相似的身體認知，決定了人類心智思維的互通性，進一步構成了人類理解與互譯的基礎。在翻譯中，源語和目標語往往規則大異，且在社會文化層面捍格不入，作為“異者”的中央文獻譯文在傳播與接受過程中難免會遇到阻礙，因此，譯文的可接受性就成為了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故本文基于身體認知理論，闡釋了共享體認作為譯文可接受性的認知基礎，提出了翻譯的逆向體認原則以及三種基于身體認知的翻譯路徑。研究表明，這三種翻譯路徑以及逆向體認原則在中央文獻翻譯中具有較強的可行性，且譯文具有可接受性的關鍵就是尋找到語際間直接或間接的共享體認。然而共享體認與逆向體認原則絕非中央文獻翻譯的先驗性標準，更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定性原則，而是一個需要與目標語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詩學傳統等各種話語變量進行協調與配合的可行途徑，畢竟，“任何理論都只是一種認識取向，一種研究策略，看似最完善周密的任何理論，也不可能涵蓋川流不息、曲曲折折、千變萬化的存在經驗”(張柏然、辛紅娟，2016：135)。建構新的譯學話語絕非易事，需繼續對共享體認及逆向體認原則的內在邏輯、應用價值作出實踐性批判，與當代中國主流翻譯思想進行對照，進而開辟全新的學術解讀范例。本文僅是從身體認知視角對中央文獻翻譯所展開的階段性研究，未來可積極開展與認知語言學、認知翻譯學及中央文獻翻譯研究之間的對話，為中央文獻翻譯工作提供全新理論視野及研究視角，豐富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及研究內容，進一步推動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學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