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與整個公共行政研究狀況緊密相連,解釋(實證)性研究、詮釋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對公共行政研究具有較強的啟迪作用。同樣,對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也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研究中國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就應該以問題導向為指引,在綜合創新、批判繼承中靈活運用這三種方法,以便創建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知識體系。
《黨員干部之友》是由山東出版集團、山東省黨的建設研究會共同主辦的綜合性黨刊。內容涵蓋組織、宣傳、紀檢、政法、統戰、老干部等黨委工作的各個方面,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法律、科技、文學、時事、情感等知識學科的各個領域,是讀者工作、學習、生活離不了的資料室、數據庫、百寶箱。
在20 世紀70 年代,行政道德或倫理首先在美國受到關注,“水門事件”成為其明顯的標志。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學界開始關注該問題,并且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探討的問題越來越深入,研究方法也越來越多樣化。 據統計,1996 -2007 年間,國內學界發表與行政道德或倫理主題有關的論文有412篇,2008 -2017 年間,以行政道德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合計搜索出 556 篇相關論文[1] 。 由于國內MPA 開辦的原因,2001 年之后,行政道德或倫理受關注的程度逐漸加強,研究所涉及的主題迅速擴展,研究群體也更加多元, 發表論文的數量也快速增長[2] 。 由于研究的初步性和研究隊伍的龐雜性,當前我國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的不足,很多方面還有待改善,這主要表現在缺乏學術共識、方法運用單一、問題意識不強和知識積累緩慢等四個方面[3],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我國行政道德或倫理學科身份歸屬不明,學科身份出現危機的狀況。另外,直到現在,在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過程中,我們也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理論模型或成熟的研究框架,因而也就無法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并為之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策略。
其實,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與整個公共行政學的研究是聯系在一起的,公共行政學的研究態勢和知識增長情況直接影響著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情況。 很多行政道德或倫理研究的爭議在整個公共行政學的研究歷程中都有所體現,因而,在對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或倫理研究方法開始討論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學的研究情況,特別是其研究方法或范式的運用情況。
1 當前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趨勢
關于公共行政學的研究狀況,學術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自1887 年Woodrow Wilson 發表《行政學研究》 一文以后,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經逐漸穩固地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明確了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原則與規律[3]。
另一種看法是,公共行政學的學科地位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質疑,其知識增長過程尤其顯得曲折艱辛。其原因如下:首先,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主題過于寬泛,難以被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次,由于該領域更多地關涉到人及其創造行為,所以對它的探究必然關乎人類的目的及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這些都是頗有爭議的論題;再次,由于處在瞬息萬變的具體實踐情境之中,公共行政學的研究常常缺
乏充足的時間與資源,而容易淪為草率匆忙的臨時應對之舉;最后,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者與實務者的所為所思之間往往是相互分離的,這往往表現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隔閡。因此,公共行政獨有的知識和研究方法的積累, 常常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和期望 [4]。
McCurdy 和 Cleary 于 1984 年初在《 公共行政評論》 上發表了《 為什么我們不能解決公共行政中的研究議程?》 一文,由此引發一批學者以《 公共行政評論》 為陣地,相繼發表論文,展開了關于公共行政領域中研究方法的質量問題的討論。這些文章使人們對公共行政領域研究持有了過分悲觀的態度,并將研究方法過于放在了注重定量分析的方法上來,進而排斥和漠視其他的研究方法。 作為一種應對,Richard C.Box 提出應采取更廣闊和樂觀的觀點,將公共行政學視為一個動態和增長的知識領域,肯定多元化研究的價值與效力[5] 。
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由于邊緣學科、橫斷學科和綜合性學科的出現與發展,學科之間的沖突與交融日漸增多,各學科研究方法也越來越呈現出一體化和整體化的趨勢。 哈貝馬斯曾認為,在人類的社會文化生活中存在著三種認知興趣或理性模式:技術的興趣(工具理性)、實踐的興趣( 詮釋理性)、解放的興趣(批判理性),它們各自從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勞動、語言與權力三種要素之中衍生出來。
2 中國特色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界域
行政道德或倫理作為公共行政學科的分支,其研究主題和方法無疑受整個公共行政學科的影響。筆者以為,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同樣可以分為解釋性、詮釋性和批判性三種研究方法,但是,三種方法的運用應該視所研究的問題來定,甚至是幾種方法可以針對同一個問題進行多角度的研究。研究的方法運用應該有一定的學術性競爭,過去的那種統一性或唯一性研究方法應該拋棄,公共行政與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者應該對各種研究方法持以寬容的態度,在開放心態的思域環境中開展研究。問題意識是決定研究方法的關鍵,而多元方法的靈活運用則是解答問題的原則,問題和方法的互動互映應是我們考慮該問題選取的視域。
解釋性或實證性研究也一度充斥了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場所,但是由于行政倫理強烈的倫理道德關懷,強調個例和意志的知識,以及個體行動的意向性訴求,因而,詮釋性和批判性研究就有了極大的用武之地。雖然,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還存在問題意識不強、方法單一的問題,但是,在不斷的技術興趣、實踐興趣和解放興趣的促動下,以客體為主的研究途徑和以主體為主的研究途徑交互循環地貼近本體和人性,行政道德或倫理的研究終會不斷確立自己的身份地位,并能為當前社會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解答或策略性解讀。
任何形式的道德或倫理研究總歸要落實到在一定地域范圍里的人們的生活中去,倫理道德是中國文化中最為核心的關懷主題,是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表達和顯示,研究中國行政道德或倫理,特別是鄉鎮
公務員的行政道德,就必須要把目光投放到農村社會的歷史時空中去。 在中國,無論是從地域的空間廣度上看,還是從民眾的數量上看,甚至是從對整個中國發展進程的影響力度看,中國農村和農民都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在農村,傳統文化已是一種習慣和常識。 在現代化和市場社會的沖刷下,農村和農民始終保持著天然清醒的“ 憨態”,在似乎是拙樸的生活方式中,那種自然自為自化的性情特征,美好自發性良序秩序的自行維系,以及純誠互信的互映人際關系,都似乎是在表征著我們這樣一個民族還存在著,我們這樣一種偉大的文化還存在著。
現代化和市場社會理念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在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中,我們曾經一度盲目地跟著西方走,那種理論的自卑影響著中國的各個領域,中國的學術也不例外。我們并不反對向西方學習,不反對一切西方美好的東西,借鑒西方和虛心請教應是我們做研究的常態,但是我們應該把最終的追求點放在自己的民族性和國家性事務上來,借鑒請教之后,是要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精神更豐富,品格更高尚,文化更充實,而不是重蹈西方曾經的現代化怪獸式發展和市場社會對于人性和人文的戕滅之路。
3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旨歸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道德的一種特殊的職業化形態。因此,大家在討論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涵義時也往往側重于其職業性的角度。 我們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一種特殊的職業道德,是鄉鎮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管理鄉村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形成的,并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的總和。同時,我們還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這一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有著不同于其他行業職業道德的特殊性,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具有政治-行政性、鄉土性、民眾監督強制性等特點。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不僅包括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也包括其職業道德,且具有一定的鄉土氣息。 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和職業道德所包含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這就需要鄉鎮公務員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才能充分展示并實踐之。具體而言,他們不僅需要具備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系列講話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政治理論修養,以憲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法律修養,還要具備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指導的光明磊落、勤奮踏實、團結互助、廉潔奉公等為主要內容的身心修養。不僅如此,豐厚而悠久的道德歷史文化遺產在農村得到了較好地保存和傳承,這也很自然地影響著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建設和發展。鄉鎮公務員必然能夠從鄉村的特定文化-習俗場域中獲取自身應需的道德-倫理素養。
鄉鎮公務員由于其職業的特殊性,因而其行政道德與其他職業道德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的特征:(1)強烈的基層政治性。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與基層政治-行政密切相關,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不僅具有強烈的基層政治傾向,而且包含許多基層行政的道德規范;(2) 要求的行為系統性。 鄉鎮公務員是國家政治-行政系統各項政策執行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承擔者,其上面各級政府對其要求都具有系統而嚴格的特征,這也決定著其行政行為和規范都應具有極強的調適性、全局性特點;(3)較高的民眾強制性。 鄉鎮公務員直面基層民眾開展各項工作,直接接受基層民眾全方位的監督,無論是主動民眾參與,還是被動民眾參與,鄉鎮公務員的行政行為均表現出民眾監督強制性的特點;(4)重大的行政責任性。 鄉鎮公務員位處基層、事務繁雜、責任重大,其行政行為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現狀、前途和命運,其負責任的行政行為是保證中央各項政策執行不走樣的最后保障。
在探討當代中國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這一研究主題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對相關的文獻和概念進行梳理,并弄清楚道德、倫理、行政道德、行政倫理、公務員、鄉鎮公務員、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等概念及其相關概念的聯系和區別,只有弄清楚相關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相關概念的內涵,才能更有利于接下來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由于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相關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短,還不夠充分和完善,相關概念界定還較模糊,所以在綜述和整理相關文獻和資料的過程中還無法給出一種權威性的概念界定。但前文所述的解釋( 實證)、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提供極其有益的思考。
解釋(實證)性研究方法,在當前國內行政道德領域的應用還不夠充分,應當強化該方法在行政道德研究上的普及應用,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科學設計調查問卷和訪談提綱,并能盡量客觀地獲取相關數據,以大數據云計算為依托,真正得出符合國情的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真實情況。但是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研究并非解釋( 實證) 性方法所能全部承載的,倫理或道德行為也并非簡單或復雜的數字、以及某種模型測量就能準確描述到位的,倫理或道德問題有時是難以用科學的技術方法去解決的。這就需要我們綜合運用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詮釋研究方法更多地探求問題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以主體為主的研究途徑能夠充分探討問題的存在、發生、
3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旨歸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道德的一種特殊的職業化形態。因此,大家在討論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涵義時也往往側重于其職業性的角度。 我們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一種特殊的職業道德,是鄉鎮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管理鄉村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形成的,并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的總和。同時,我們還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這一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有著不同于其他行業職業道德的特殊性,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具有政治-行政性、鄉土性、民眾監督強制性等特點。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不僅包括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也包括其職業道德,且具有一定的鄉土氣息。 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和職業道德所包含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這就需要鄉鎮公務員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才能充分展示并實踐之。具體而言,他們不僅需要具備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系列講話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政治理論修養,以憲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法律修養,還要具備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指導的光明磊落、勤奮踏實、團結互助、廉潔奉公等為主要內容的身心修養。不僅如此,豐厚而悠久的道德歷史文化遺產在農村得到了較好地保存和傳承,這也很自然地影響著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建設和發展。鄉鎮公務員必然能夠從鄉村的特定文化-習俗場域中獲取自身應需的道德-倫理素養。
鄉鎮公務員由于其職業的特殊性,因而其行政道德與其他職業道德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的特征:(1)強烈的基層政治性。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與基層政治-行政密切相關,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不僅具有強烈的基層政治傾向,而且包含許多基層行政的道德規范;(2) 要求的行為系統性。 鄉鎮公務員是國家政治-行政系統各項政策執行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承擔者,其上面各級政府對其要求都具有系統而嚴格的特征,這也決定著其行政行為和規范都應具有極強的調適性、全局性特點;(3)較高的民眾強制性。 鄉鎮公務員直面基層民眾開展各項工作,直接接受基層民眾全方位的監督,無論是主動民眾參與,還是被動民眾參與,鄉鎮公務員的行政行為均表現出民眾監督強制性的特點;(4)重大的行政責任性。 鄉鎮公務員位處基層、事務繁雜、責任重大,其行政行為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現狀、前途和命運,其負責任的行政行為是保證中央各項政策執行不走樣的最后保障。
在探討當代中國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這一研究主題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對相關的文獻和概念進行梳理,并弄清楚道德、倫理、行政道德、行政倫理、公務員、鄉鎮公務員、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等概念及其相關概念的聯系和區別,只有弄清楚相關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相關概念的內涵,才能更有利于接下來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由于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相關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短,還不夠充分和完善,相關概念界定還較模糊,所以在綜述和整理相關文獻和資料的過程中還無法給出一種權威性的概念界定。但前文所述的解釋( 實證)、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提供極其有益的思考。
解釋(實證)性研究方法,在當前國內行政道德領域的應用還不夠充分,應當強化該方法在行政道德研究上的普及應用,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科學設計調查問卷和訪談提綱,并能盡量客觀地獲取相關數據,以大數據云計算為依托,真正得出符合國情的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真實情況。但是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研究并非解釋( 實證) 性方法所能全部承載的,倫理或道德行為也并非簡單或復雜的數字、以及某種模型測量就能準確描述到位的,倫理或道德問題有時是難以用科學的技術方法去解決的。這就需要我們綜合運用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詮釋研究方法更多地探求問題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以主體為主的研究途徑能夠充分探討問題的存在、發生、
3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旨歸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道德的一種特殊的職業化形態。因此,大家在討論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涵義時也往往側重于其職業性的角度。 我們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一種特殊的職業道德,是鄉鎮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管理鄉村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形成的,并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的總和。同時,我們還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這一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有著不同于其他行業職業道德的特殊性,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具有政治-行政性、鄉土性、民眾監督強制性等特點。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不僅包括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也包括其職業道德,且具有一定的鄉土氣息。 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和職業道德所包含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這就需要鄉鎮公務員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才能充分展示并實踐之。具體而言,他們不僅需要具備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系列講話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政治理論修養,以憲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法律修養,還要具備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指導的光明磊落、勤奮踏實、團結互助、廉潔奉公等為主要內容的身心修養。不僅如此,豐厚而悠久的道德歷史文化遺產在農村得到了較好地保存和傳承,這也很自然地影響著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建設和發展。鄉鎮公務員必然能夠從鄉村的特定文化-習俗場域中獲取自身應需的道德-倫理素養。
鄉鎮公務員由于其職業的特殊性,因而其行政道德與其他職業道德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的特征:(1)強烈的基層政治性。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與基層政治-行政密切相關,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不僅具有強烈的基層政治傾向,而且包含許多基層行政的道德規范;(2) 要求的行為系統性。 鄉鎮公務員是國家政治-行政系統各項政策執行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承擔者,其上面各級政府對其要求都具有系統而嚴格的特征,這也決定著其行政行為和規范都應具有極強的調適性、全局性特點;(3)較高的民眾強制性。 鄉鎮公務員直面基層民眾開展各項工作,直接接受基層民眾全方位的監督,無論是主動民眾參與,還是被動民眾參與,鄉鎮公務員的行政行為均表現出民眾監督強制性的特點;(4)重大的行政責任性。 鄉鎮公務員位處基層、事務繁雜、責任重大,其行政行為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現狀、前途和命運,其負責任的行政行為是保證中央各項政策執行不走樣的最后保障。
在探討當代中國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這一研究主題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對相關的文獻和概念進行梳理,并弄清楚道德、倫理、行政道德、行政倫理、公務員、鄉鎮公務員、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等概念及其相關概念的聯系和區別,只有弄清楚相關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相關概念的內涵,才能更有利于接下來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由于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相關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短,還不夠充分和完善,相關概念界定還較模糊,所以在綜述和整理相關文獻和資料的過程中還無法給出一種權威性的概念界定。但前文所述的解釋( 實證)、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提供極其有益的思考。
解釋(實證)性研究方法,在當前國內行政道德領域的應用還不夠充分,應當強化該方法在行政道德研究上的普及應用,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科學設計調查問卷和訪談提綱,并能盡量客觀地獲取相關數據,以大數據云計算為依托,真正得出符合國情的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真實情況。但是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研究并非解釋( 實證) 性方法所能全部承載的,倫理或道德行為也并非簡單或復雜的數字、以及某種模型測量就能準確描述到位的,倫理或道德問題有時是難以用科學的技術方法去解決的。這就需要我們綜合運用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詮釋研究方法更多地探求問題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以主體為主的研究途徑能夠充分探討問題的存在、發生、
3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旨歸
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道德的一種特殊的職業化形態。因此,大家在討論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涵義時也往往側重于其職業性的角度。 我們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是一種特殊的職業道德,是鄉鎮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管理鄉村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形成的,并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的總和。同時,我們還可以認為,鄉鎮公務員這一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有著不同于其他行業職業道德的特殊性,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具有政治-行政性、鄉土性、民眾監督強制性等特點。鄉鎮公務員的行政道德不僅包括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也包括其職業道德,且具有一定的鄉土氣息。 鄉鎮公務員的個體道德和職業道德所包含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這就需要鄉鎮公務員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才能充分展示并實踐之。具體而言,他們不僅需要具備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系列講話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政治理論修養,以憲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法律修養,還要具備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指導的光明磊落、勤奮踏實、團結互助、廉潔奉公等為主要內容的身心修養。不僅如此,豐厚而悠久的道德歷史文化遺產在農村得到了較好地保存和傳承,這也很自然地影響著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建設和發展。鄉鎮公務員必然能夠從鄉村的特定文化-習俗場域中獲取自身應需的道德-倫理素養。
鄉鎮公務員由于其職業的特殊性,因而其行政道德與其他職業道德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的特征:(1)強烈的基層政治性。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與基層政治-行政密切相關,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不僅具有強烈的基層政治傾向,而且包含許多基層行政的道德規范;(2) 要求的行為系統性。 鄉鎮公務員是國家政治-行政系統各項政策執行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承擔者,其上面各級政府對其要求都具有系統而嚴格的特征,這也決定著其行政行為和規范都應具有極強的調適性、全局性特點;(3)較高的民眾強制性。 鄉鎮公務員直面基層民眾開展各項工作,直接接受基層民眾全方位的監督,無論是主動民眾參與,還是被動民眾參與,鄉鎮公務員的行政行為均表現出民眾監督強制性的特點;(4)重大的行政責任性。 鄉鎮公務員位處基層、事務繁雜、責任重大,其行政行為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現狀、前途和命運,其負責任的行政行為是保證中央各項政策執行不走樣的最后保障。
在探討當代中國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這一研究主題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對相關的文獻和概念進行梳理,并弄清楚道德、倫理、行政道德、行政倫理、公務員、鄉鎮公務員、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等概念及其相關概念的聯系和區別,只有弄清楚相關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相關概念的內涵,才能更有利于接下來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由于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的相關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短,還不夠充分和完善,相關概念界定還較模糊,所以在綜述和整理相關文獻和資料的過程中還無法給出一種權威性的概念界定。但前文所述的解釋( 實證)、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為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提供極其有益的思考。
解釋(實證)性研究方法,在當前國內行政道德領域的應用還不夠充分,應當強化該方法在行政道德研究上的普及應用,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科學設計調查問卷和訪談提綱,并能盡量客觀地獲取相關數據,以大數據云計算為依托,真正得出符合國情的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真實情況。但是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研究并非解釋( 實證) 性方法所能全部承載的,倫理或道德行為也并非簡單或復雜的數字、以及某種模型測量就能準確描述到位的,倫理或道德問題有時是難以用科學的技術方法去解決的。這就需要我們綜合運用詮釋和批判的研究方法,詮釋研究方法更多地探求問題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以主體為主的研究途徑能夠充分探討問題的存在、發生、
演變及其表現的意義世界,讓我們的知識體系更加豐富和飽滿,并能讓人們從中得到某種境界或審美的提升。就行政道德研究而言,詮釋研究能夠讓行政道德知識更加具有根源性追問的品格,使得行政道德的諸多問題能夠溯其文脈、疏其理路、通其邏輯,讓相關的研究更加有中華思想的風格和氣派。
同時,批判性研究也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無論是從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等角度,還是從科學類型、認知興趣、行動類別、生活要素等視角,批判性研究所具有的獨特界域都能夠給我們提供更加周全細致而又清新陌異的思考。《 道德經》 曾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有時候,反向的思考倒是推動我們思考前進的強大動力,經常被忽視的自我反省、自主反思也是激發我們解放思維的巨大推手。大家都知道,實踐性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又決定了它的批判性、革命性。馬克思很重視后一點,主張“ 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中國古代哲學也有一個批判的傳統,許多杰出的思想家都富于批判精神。 如王充“ 疾虛妄”,寫《向孔》《 刺孟》;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王弼從“言意之辨”來批判漢人象數之學的煩瑣學風;王陽明的心學就是通過批判朱熹的理學而建立起來的。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契曾說:“要作自我批判和反思,須有超越自我的要求。 真正的哲學、哲學家和哲學派別,都具有肯定自己而又超越自己的品格。” [9] 任何研究,如果沒有自我超越的要求,沒有寬容精神,沒有自我批判的勇氣,就不可能積極主動地去吸取相關研究的優秀成果,因而也就不能達到真正的研究目的。
就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而言,唯有在批判聲中,才能真正地開展爭鳴和自由討論,《易大傳》指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行政道德的研究只有通過不同意見的爭論,經過行政道德邏輯論證和行政道德實踐檢驗才能達到一致結論。唯解釋性、實證性研究獨尊,缺乏自由討論空氣,或者唯假大空、高大上的空頭道德理論推演,缺乏實事求是
的詮釋與批判,是不可能獲取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真諦的。今天,我們正處于一個東西文化和道德哲學互相影響而趨于合流的時代。 要實現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的真正目的,就不能不考慮到西方文化和道德哲學的影響,不能不注意吸收西方文化和道德哲學中優秀的東西,來提高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哲學的水準。同時,在新的歷史大轉折時期,中國傳統優秀的行政道德也需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此,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引下,就需要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百家爭鳴。 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鄉鎮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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