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祥夫小說創作的敘事藝術

　　[摘 要] 王祥夫的小說創作體現出一股不可忽視的藝術力量。王祥夫小說表達的意義在于，通過日常生活的細節描寫，挖掘出個體生存的復雜心理，并讓個體自我消除這種復雜的心理，凸顯人性的真實，直抵生存的本質。本文緊緊抓住王祥夫小說敘事藝術特點，從三個方面來闡釋小說的敘事傾向，即從家庭倫理角度凸顯個體生活的荒誕行為和婚姻悲劇; 從平民立場書寫鄉村無奈的生存境遇與痛楚; 從人物心理側面透視失業者的生存理想與價值追求。這三個方面幾乎涵蓋了王祥夫小說的創作內容和審美取向，從而完成了自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心靈藝術之旅。

　　[關鍵詞] 王祥夫小說; 人物心理; 婚姻悲劇; 生存命運; 敘事藝術

　　張羽華， 棗莊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10-31

　　1980 年代以來的小說無形中表達出一種對日常生活復雜的情緒，最終在復雜的矛盾糾纏中得到有效地轉化，實現了富有詩意的人生訴求，這是其價值所在。這種創作的敘事心理在王祥夫的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關注社會轉型期普通人民的生存問題，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放進大的社會現實生活語境中進行審美觀照，注意對這個群體日常生活細節的捕捉與描繪，抓住他們日常生活認識的心理特征，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各自的生活選擇、生存困難、心理矛盾，以及人生命運來推動小說故事情節的發展，從而表達出作家的一種價值認同和審美判斷。作家這種不離不棄而繁瑣的生活細節描寫，凸顯了人性的真實，不僅對城鄉個體的復雜心理進行想象的探索和復原，還通過跨越空間來展示自我的敘述尺度和藝術表現力。

　　一、凸顯個體生活的荒誕行為和婚姻悲劇

　　閱讀王祥夫這類小說，給我帶來一種沉重的心理負擔。王祥夫是一位對普通家庭生活始終保持緊密關注的作家。他以悲憫之心，貼切之情深入到各類家庭生活秩序的內部，去打探普通家庭生活的密碼，尋找和思考那不為人知的荒誕行為和婚姻悲劇。他將自己的社會感觸和生命情懷巧妙地融入這種敘事場景中，沿著悲憫而充滿沉郁敘事基調的軌跡，打開人們家庭婚姻生活的帷幕，讓我們真正體會到普通家庭婚姻生活所涌現出的生存之痛和無奈之感。同時，在更深層次意義上揭示了當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出路，以及保護這一嚴肅的問題。比如 《風月無邊》 《尖叫》 《流言》 《卟的一聲》《發愁》等，從多個角度反映了家庭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荒誕行為，揭示出她們痛苦的生活經歷和艱難的生存本相。王祥夫的這類小說 “對社會生活的多元性空間進行了多側面的展示，讓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多種意識形態能夠更好地展示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為人們認識和理解生活提供更好的媒介，為文學理論知識的創新提供更充分的文學實踐”[1]( P103 ～ 108) 。

　　王祥夫是一位具備敏銳觀察力而善于抓住人物細微心理變化書寫的男性作家。在閱讀過程中，首先引起我閱讀興趣的是選入小說集《憤怒的蘋果》的中篇小說 《明桂》，這篇小說后來經作者反復修改，列入小說館花城出版系列，擴充到了 15 萬字的篇幅，并改名為 《風月無邊》，于 2017 年出版。這部小說以地方權力為敘述焦點，以跌宕起伏的情感糾葛作為故事的敘述主體，借助鄉鎮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之間變化的細微心理直抵形而上的人生哲理思考層面，洋溢在敘事暗流中的都是那些在家庭婚姻籠罩下人的功利、人性的冷酷與人心相互較量的復雜心理。小說展示了當代婚姻家庭普遍存在的生存心理，以及這種生存心理在現代生活快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心靈痛苦和復雜情緒。在這種普通家庭結構中，最牽動人的當然還不是普通家庭平凡的現實生活，而是沿襲了多年以來家庭倫理秩序內部迸發出的矛盾與張力。夫妻、母女、情人等相互糾纏、相互交織的矛盾心理在以家為單位的核心區域游離與靠近，或多或少地與個體心理失衡有著難以割舍的關系。

　　直面個體日常生活的荒誕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生悲劇，王祥夫對此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問題是造成這一行為和結果的本身不帶有客觀必然性，而是由個體怨恨這一主觀因素使然。女兒明桂對母親章玉鳳充滿強烈的怨恨情緒，歸因于母親在生她之前吃了打胎藥，又出乎意料地生下了外形丑陋的明桂。同時，明桂對丈夫于國棟也充滿了怨恨心理，是因為丈夫在憑借父親的權力達到目的后，又明目張膽地與漂亮的齊新麗發生奸情。同樣，于國鳳對齊新麗也表現出一股怨恨情緒，她認為恨就是一種力量，只要用這種力量去阻攔齊新麗摻和哥哥于國棟的家庭生活。就于國棟而言，顯然他是一個功利主義者，本著 “人活著最好實際一點”的人生哲學，看中明桂父親李書記手中的權力，毅然拋棄了漂亮的女朋友齊新麗，與丑陋矮小的明桂結婚。出乎意料的是，明桂父親在一次外出中偶然發生了車禍，而于國棟覺得明桂已沒有利用價值，借此想擺脫這不如意的婚姻關系。但明桂也不是省油的燈，她怨恨于國棟過河拆橋，并毀壞了于國棟漂亮的臉蛋而投案自首。王祥夫的文學表達意義就在于，他成功地穿越生活的表象，抓住生活的本質，讓明桂接受于家人及于國棟本人的諒解，最終化解了雙方復雜的矛盾心理，扭轉了這個家庭婚姻的危機，從此回歸到平靜的家庭生活。

　　王祥夫十分關注鄉鎮普通家庭的生存命運，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盡力為弱者代言，寫出她們的生存命運、婚姻狀況和內在的復雜心理，進而表達一種價值訴求。中篇小說 《尖叫》反映了現實生活中一個極其荒誕的故事。女主人公米香娘家盡管在鎮上開設了三個塑料廠而有一定影響，但是這并沒有改變她的人生命運。相反，她卻錯嫁給了游手好閑、不思進取的關培紹。而關培紹整天在鎮上參與賭博，一旦輸掉錢財，回家不但不反悔，還要毆打米香，甚至殘忍地剪掉了米香的一個手指頭。小說原本敘事的緊張場面演化為心靈的沖擊與搏斗，遂產生了難以預料的人命案。米香的大弟弟和二弟弟對關培紹原本充滿怨恨，在面對姐夫多次毒打米香，并且威脅到自己家庭生活時，大弟弟果斷拿出三萬元錢給米香，請米香的同學疤頭出面，把姐夫關培紹打成了植物人，而米香也遭受了法律的懲罰。米香的悲劇倫理除了米香軟弱的性格和關培紹變態的心理使然外，外部環境也加劇了米香的悲劇力度。首先是鎮派出所為了維護模范鎮的榮譽稱號而勸解雙方好合，同時法院也為了鎮上達到零離婚率的指標做調停工作，讓他們放棄離婚的念頭，但這些基層工作人員在沒有了解和調查米香事實情況的基礎上武斷地下結論，最終造成了米香人生的悲劇。顯然，“在作家對于這樣一種既帶有幾分荒誕色彩同時卻也帶有幾分悲壯色彩的人生悲劇故事的敘寫過程當中，我們既能深切地體會到作家一種對于不公平社會現象的無言的憤慨與控訴，同時也能真切地體會到王祥夫內心深處面對人類某種必然命運時一種萬般無奈的深刻的蒼涼來。”[2]( P107 ～ 113)

　　文學是生命個體的心靈反映，也是對現實生活的藝術升華。王祥夫對普通家庭倫理敘事進行了持久而深入的關懷和思考，并上升為一種藝術的表達，作出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判斷。他把這種家庭夫妻、血緣倫理沖突納入現代文化語境中敘述，從繁瑣的生活細節里盡情地挖掘個體的悲劇心理和凄慘的人生命運，這值得我們認真回味和反思。舍勒說: “婚姻和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某些典型關系，也構成了各種類型的怨恨的豐富源泉。”[3]( P421) 《流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婚姻家庭的怨恨情緒。天生和桃花原本有著情感深厚的婚姻基礎，過著幸福而充實的生活，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原來，桃花從農村嫁給家住城邊的天生，夫妻二人開起了出租車，養育兩個孩子，生活其樂融融，應該算是很幸福的一個家庭。但后來事出偶然，桃花不幸地被流氓強奸三次，慘遭割喉，幸好被路過的人發現，送往醫院挽救了性命。然而悲劇并未結束，在公審大會上，犯人對強奸桃花的細節添油加醋，無限地夸大了事實，進而給桃花帶來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桃花的悲慘命運不僅得不到娘家人的理解，還遭受到丈夫天生的怨恨，以及周圍人的非議。這場厄運打碎了桃花樸素的生存理想，但是她依然忍辱負重地生活下去。可是，丈夫天生在與同行司機吵架時被羞辱，回家把怒氣發向桃花并暴打了她，而桃花也忍受不了那段屈辱的經歷選擇喝農藥結束了生命。正如有的學者在論及許地山小說《命名鳥》時頗有深意地指出: “愛最終必然要由理想的走向現實的愛，如果經不起柴米油鹽的考驗，也就不值得為之付出生命，值得為之付出生命的愛情一定可以在現實面前依然保有其內在的純粹性。”[4]( P59 ～ 68) 這句話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性。誠然，王祥夫在這里對桃花最終的選擇是持否定態度的。毫無疑問，王祥夫憑借日常生活的洞察力和嫻熟的敘事技巧，有效地處理了婚姻與情感、家庭與社會、個人與命運的矛盾關系，并上升為一種悲劇力量，表達出作家寬廣而深邃的人道情懷，以及滲透在作品中的價值立場和藝術旨趣。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駛向北斗東路》更是呈現出流言對親情道德倫理的沖擊和質疑，從而扭曲了人的靈魂，顛覆了普通人的價值觀念。干貨在載客的過程中撿到畫家忘掉的十萬元錢并與畫家取得聯系，畫家答應給他報酬，但在歸還時干貨從中扣除了兩萬元。當親戚都知道干貨有錢后紛紛找他借，然而并沒有如愿，他們反過來怨恨干貨吝嗇。這時，干貨又遭受到公共媒體的過度質疑和宣傳，最后雙方不得不合議把兩萬元錢捐給了社會。另外，《懲罰》敘述了村長劉齊利用手中的權力與全村多名婦女發生了關系，從而引起受到侮辱了的丈夫們的強烈不滿。富有意思的是，作為村里唯一的 “庫存貨”，牟小玉反而怨恨村長劉齊忽視了自己。于是，在這種違背傳統倫理的文化認同中，社會倫理與文化權力發生了強烈的道德沖突和較量。當劉齊非法占有牟小玉后，牟小玉的丈夫劉府伙同其他受過侮辱的男性村民對劉齊進行荒唐的報復和懲罰，有效地實現了心理的平衡。

　　二、書寫鄉村無奈的生存境遇與痛楚

　　王祥夫小說主題指向非常明確。“三農”問題、城鄉普通群體、進城打工仔，都是作家的重點取材，同時也表現出作家對這些題材運用自如的敘述能力。毋庸置疑，王祥夫始終是站在平民的立場來描摹小人物的生存心理，透視人與人之間的內在關系，尤其關心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況，描摹奮斗不息的精神面貌，以及揭示普通人在奮斗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人生命運。“王祥夫的底層小說是小人物歡樂和悲哀結成的日常生活，但在這塵世俗事里，有無限的生命力。他直面人生并關注現實，對社會的批判，對人性的挖掘，以積極的入世之情書寫了 ‘被現代后的嚎哭者’。”[5]( P50 ～ 56) 王祥夫這種敘述能力尤其表現在對普通群體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層面，他對這類小人物的生存處境進行獨到的細致描寫和評判，寫出了這個群體在對面臨具體生活問題的焦慮狀態，從而不自覺地生發出一股怨恨心理，體現出作家超越的現實觀察能力和探索意識，以及滿懷深情的人道關懷。

　　在某種程度上，王祥夫 “不糾纏于底層人物質生活的艱難，而是把目光投向精神層面，揭示底層人被各種外在力量侮辱、踐踏、喪盡尊嚴的窘境，顯示出其超常的洞察力和表現力”[6]( P126 ～ 128) 。長篇小說 《種子》 很能說明王祥夫這種敘事能力。評論界普遍認為這是一部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長篇經典力作，充滿底層悲憫情懷。故事集中在劉玉山一家人身上。農民從縣城種子站買來的水稻不能正常發芽，懷疑是假種子而引起人們的憤恨。假種子事件從劉玉山一家擴展到城郊幾個村莊。為了盡快播種，農民們紛紛到種子站換取真的種子，可是種子站又沒有現成的種子。此時種子站主要領導一邊商量對策應付農民上訪，一邊聯系縣里要求籌資款項重新買種子。而面對這個具體問題，種子站的工作人員也各懷鬼胎，領導者推卸責任，無責任者幸災樂禍。“怨恨作為一種心理情感波動，首先是一種心理過程，是建立在對各種外部刺激進行心理加工，對社會現象、自身社會位置、生存狀態進行認知歸因基礎上的。”[7]( P26 ～ 29) 憤怒的農民急于播種，在失去了理智的狀況下砸毀了種子站。在一場人多混亂的格局中，偏偏是劉玉山的三兒子用磚頭砸了為官正直為民急于聯系種子的好同志陳劍華。面對這種突發性事件，種子站的主要領導都慌了神，尤其是當時具體負責購買種子簽協議的方玉枝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是小說的劇情發生了喜劇性轉變，由于站長與方玉枝的私人關系，趁機把種子的責任事故推給遭受重創的陳劍華。同時劉玉山的三兒子又可能以 “暴徒” 的嫌疑遭受法律的嚴懲，而三兒子的老婆又懷上了孩子，就慫恿老實而帥氣的大兒子啞巴代替三兒子去坐牢。作家以一種荒誕的敘事姿態，審視鄉村生存圖景，對農民在生存中表達的某種情緒進行了詳細地刻寫，對其生活中存在某些困難和不幸表達出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情感。

　　近些年隨著農村進城打工的人逐漸增多，他們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發生了變化。比較起來，我閱讀長篇小說 《米谷》卻給人一種難以喘息的機會，內心顯得異常沉悶。這是一部書寫鄉村進入城市職業乞討者的真實人生而又充滿現實諷刺意義的小說，從而全新地改變了當代文學敘述的經驗范式。小說主人公米谷同村里的其他年輕人一樣，都以某種方式進城乞討賺取婚嫁的錢物，這也是家人對米谷的一種期待。按照現代城市乞討規則，米谷長得漂亮，應該賺取足夠的錢物，可是米谷進城并不幸運。她巧遇依靠賣羊肉串為生的進城打工仔小年輕，并借居在他那里，從此開始了同居生活。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日子還算過得去。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的孩子不幸被人販子抱走，并不斷遭到敲詐。米谷只有出賣身體湊齊錢，不幸的是又被派出所抓了。恰巧小年輕騎車因對方酒駕撞了發生了摩擦，酒駕者憑借權力對小年輕進行毒打而導致一條腿殘廢。米谷又不得不再一次賣身賺錢醫治小年輕的病。米谷對自我的生存之路怎么突圍，始終迷茫。 “農民的怨恨情結來自于貧困所形成的價值差異和沖突，其目的僅僅是獲得城市鏡像所呈現出的物質景象，并非其內在的價值理念。”[8]( P85 ～ 90) 作家既寫出了米谷們對日常生活的怨恨心理，又挖掘出他們在生存困境中強烈的生存愿望。米谷對外在環境造成自己不幸的生存命運深表憤怒，但是對親情、夫妻之情，甚至友情又表現出真摯而真誠的美好品質。

　　另外，王祥夫善于抓住鄉村小人物微妙的心理變化，盡量寫出他們生活的原貌，展現這些小人物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比如 《勞動婦女王桂花》就圍繞王桂花下田勞動而螞蟥鉆進了她的私處，要求丈夫在大白天通過特殊方式把螞蟥引出來，但是在父親的指引下，丈夫去買了肉來熏下面，王桂花卻舍不得那一碗肉，在茅廁里偷偷灌進了農藥，企圖毒死螞蟥來祛除自我的疼痛心理。這篇小說看似寫了普通人的個人瑣事，實則反映了農村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細微的心理變化和人生苦惱。同樣，《顧長根的最后生活》《發愁》 《傷心蘑菇》 《管道》 《菜頭》 《端午》 《卟的一聲細響》 《憤怒的蘋果》《一絲不掛》等小說，從多角度展示了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復雜心理，以及面對苦難生活，懷抱希望毅然生存下去的那種執著精神和勇氣，在某個層面上表達了作家對鄉村普通群體生存命運的關切與思考，繼而完成了自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心靈藝術之旅。

　　三、透視失業者的生存理想與價值追求

　　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加快和發展，城市出現一群從固有的職業中解放出來的下崗工人和失去土地后的無業農民，他們憑借自己的勤奮和智慧，最終實現了自我的價值訴求。比如曹征路 《那兒》，劉繼明 《我們夫婦之間》，陳應松 《一個人的遭遇》，畢淑敏 《女工》，阿寧《鄉徙》，葉彌 《郎情變意》，方格子 《錦衣玉食的生活》，翁新華 《哀兵阿滿》，高君 《取暖期》，鬼子 《上午打睦睡的女孩》，魏光焰的《胡嫂》，范馨月在 《都市街燈》，李鐵 《鄉間路上的城市女人》，有令峻 《夜風》，許春樵《男人立正》等。這些小說從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藝術風格表達了失業者對日常生活的復雜心理，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積極生活態度和價值追求。

　　應該說，在書寫下崗職工題材方面，王祥夫當之無愧是一位真正達到一種藝術高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家。王祥夫熟悉城市生活，對國營企業破產后下崗工人和進城打工仔的生存狀況、生活追求有著獨特的發現，在藝術表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比如 《屠夫》 《我本善良》 《一步一徘徊》 《尋死無門》 《百姓歌謠》 《為什么不去跳舞》《歌聲》等，盡管這些小說有的觸及到了農民，但是他們最終還是流動性的農民，生存的空間依然是城市，所以王祥夫對這類題材，處理起來駕輕就熟，而且也富有深度。

　　王祥夫以穿透性的眼光、深厚的情感和藝術化的直覺，直搗失業者靈魂深處，深刻地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命軌跡和復雜的心理。長篇小說 《屠夫》敘述了一個名叫寶根的下崗工人在肉聯廠殺了一輩子豬，下崗后繼續在肉菜市場賣豬肉的命運遭際，反映了普通人不尋常的生活。寶根面對現實生活，充斥著精神的困苦，即便如此，他依然沒有絲毫氣餒，執著地生存下去。他憑借勤勞、誠實、不欺客的美好品格，贏得了顧客，也贏得人脈和市場。同胞哥哥和姐姐同樣遭受失業的打擊，生存更加艱難，但是寶根作為家里最小的一個，并沒有回避困難和責任，反而盡力幫助他們。他不顧大哥二哥和姐姐推卸責任，自己一個人承擔了母親住院的全部醫療費。難能可貴的是，他瞞著妻子拿出錢想辦法去為二哥申辦一個報亭，盡管最后沒有實現愿望，但從寶根善良的品格可以看出，他在金錢和親情面前，更注重親情的一面。

　　作者寫出了卑微人生最樸素的親情感，將個體的生存放在合法性的空間立場，從而顯示出自我的身份和地位。當然，寶根在肉菜市場賣肉的過程中，也怨恨過這份并不理想的職業，凡事都得向顧客賣笑，所以他一心想通過自己的努力送兒子讀書，通過考大學來改變兒子的身份和命運。然而，盡管寶根本分、誠實而恪守市場規律，不作假，但是在經濟利益至上的個體價值追求中，他反而被工商所嫌疑往豬肉里注水而抓走并罰款三百元，這顯然給他生活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他看到了曾經一起殺豬的兩個同事的兒子繼承了父輩的事業，而且不斷在豬的身體里注水，心情表現出異常的復雜。小說寫到最后，寶根被同事劉老二的兒子打成了殘廢，只有用手搖輪椅去送豬血，最后兒子也繼承了他的事業———殺豬。小說塑造一群失業的普通人物，對這些人物群體的精神世界進行了深度挖掘，客觀上反映了社會轉型期普通人的生存心理，揭示了他們在生存過程中凄慘的命運，并表現了他們對各種不如意生活的怨恨情緒和無奈心理，同時又寫出他們對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王祥夫小說向我們展示了 “中國故事” 的一種講法，他取材于當代中國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問題，又以中國式的美學加以書寫與描繪，顯示了傳統中國美學的生命力及其在當代的創新，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9]

　　《百姓歌謠》講述一個十分瑣碎的日常生活故事。小說穿插各類平凡人生的糾葛與矛盾，凸顯了人物對生存的執著、生活無奈的心理。大多數生活在城市的下崗工人，都有美好的心靈、樸素的理想和執著的人生追求，他們互相幫助，但是面對單位困難的現實處境又不能讓他們的理想走得太遠。二木單位效益不好，為了維持這個穩定的家庭，他充分利用空余時間去掙錢。盡管很累很苦，但為了讀大學的兒子以后有好的工作，他寧愿忍受很多屈辱和痛苦。接老母親到城里居住，體現了他的一份孝道的傳統美德。當開清障車發生碰撞后，他內心惶惑，生怕承擔責任，沒有錢醫治對方。當交警告知不是自己的問題，而是對方酒駕造成時，他焦慮的心理才釋然。但是事情偏偏遇巧，酒駕者的弟弟又恰恰是交警，為了挽回哥哥的損失，就對二木進行無恥的敲詐，幸好二木的朋友出面，問題才得以順利解決。

　　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二木的日常生活過得并不如意。當被辭掉開清障車的職業后，二木幫別人開出租車，卻又被來自內蒙古的兩個年輕人撞成重傷，并拖到郊區莊稼地里差點弄死。二木也算幸運，被路過這里的司機救助送到醫院，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二木后來被辭掉了出租司機的工作，身體的傷害，求職的困難，生存迫使他不得不去從事賣餅子這一行業。在現實生活中，二木是有想法的。他本想通過各種渠道給學校學生送早點，找了很多熟人，最終還是沒有如愿，依然艱難而不失時機地從事最低微的職業。王祥夫筆下的二木們的人生命運往往是不如意的，但他們敢于向命運挑戰。 “面對命運，他們從不退縮，亦無埋怨，他們以自己的愛和激情挑戰日常生活中的平庸，消解命運的不公和對他者的怨恨，通過自己的人生選擇與追尋完成西西弗式的命運承當，他們是超拔脫俗的真正自由者。”[10]( P23 ～ 34) 換言之，在王祥夫看來，這種生存現狀本身是回避不了的，只有以樂觀的人生態度積極地面對現實生活，他們才會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空間。

　　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挖掘普通人的社會人生和心理狀態，并以平民的姿態審視人們不如意的生活引發的復雜心理，這成為文學的敘述焦點之一。《我本善良》僅僅圍繞生命與金錢來展開，進而挖掘美好的人性在社會轉型期遭受嚴重的挑戰和考驗，揭示了金錢對人性善的腐蝕，對人性惡的激揚這種不合理的悖論邏輯。吳美芳的兒子翔寶救了馬來亞落到水里的兒子，這種見義勇為的行為應該值得贊賞，但是吳美芳在丈夫劉大寶的唆使下，認為兒子因救人導致死亡是件好事。一方面減少了撫養的負擔，另一方面是可以從馬來亞那里獲得三十萬的賠償。下崗工人馬來亞無法滿足對方的需求。這種畸形的期待心理加重了吳美芳對喪失兒子悲痛之情，也刺激了她對師妹馬來亞的怨恨心理，并不斷驅使她去犯罪———馬強的干媽吳美芳居然喪心病狂地把馬來亞幼小的兒子誘騙到了一個廢棄的大水箱中斃命，當然吳美芳最后也受到了法律的懲罰。王祥夫的這種敘述筆調直抵人性的隱秘深處，在眾多當代文學敘事方面，涵括了相當廣闊的敘事心理視域，表現了鮮明的人性價值立場和游刃有余的敘事能力。

　　《尋死無門》敘述了下崗工人劉小富患病后的復雜心理。當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于是選擇以賣腎、撞車自殺等方式籌錢，希望在病癥惡化之前將生命最大程度的物質化。小說充分展示了金錢與道德之間的較量、矛盾與沖突，以怨恨的情緒剖析了富裕階層對于普通百姓尤其是城市下崗工人的疏離和逃避心理。文本自始至終沒有寫出死亡的現實，反而通過尋找死亡印證了現實民眾普遍存在的畸形性格和怨恨心理。“作品中劉小富的生命體現為一種向死而在的意義，在死亡這一終極話題的觀照下，主人 公 獲 得 了 人 性 的 尊 嚴 和 生 命 的 重量。”[11]( P42 ～ 44) 不僅如此，我們從王小麗 (《一步一徘徊》) 身上看到了下崗工人另一種生活方式。王小麗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同時做多份工作。她一邊要撫養老父親，一邊要出租房子。富有戲劇性的是，出租的房子又面臨拆遷。生活的重壓和精神的折磨，總是在充滿希望而又絕望的心理時空掙扎，理性一次次戰勝現實的虛空，自覺地挑戰不可避免的客觀困難，復雜的情緒最終被行動的智慧取代，痛苦而屈辱的生活總會迎來希望的陽光，王小麗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總的來說，王祥夫始終站在平民的立場從人性的角度去窺視小說中人物對生活的基本看法和價值傾向，并在這種特殊場域中通過文學有限的闡釋空間對復雜心理景觀進行了精微而藝術化的處理，最終實現了復雜心理的有效轉化。毫無疑問，從心理層面進行敘事是王祥夫個體生命體驗和人生哲理思考的有效途徑，也是他挖掘和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最佳表達方式，從而賦予了小說獨特的詩學內涵和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