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市場化水平與數字經濟競爭

　　摘要：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具有類似的空間集聚特征，它不僅是國家層面的戰略經濟，而且已經成為各地方進行經濟競爭的熱點。市場化程度對于省際之間業已出現的數字經濟競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數字經濟的發展與市場化呈現指數級正相關，市場化程度高的省份數字經濟指數一定很高，因此，提高市場化程度是同“新基建”一樣重要的規劃和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性舉措。推進數字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由新一代信息技術所帶來的政府與市場的“技術性”融合關系，應該意識到數字經濟盡管有其特殊的運行特征，對傳統市場的有效性和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但是，它仍然依賴于市場經濟內在的開放性本質，在缺乏傳統市場經濟基礎的前提下，一味地強調政府規劃和引導作用，并不能夠保障數字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本文源自江漢論壇 2020年12期《江漢論壇》(月刊)創刊于1958年，是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理論月刊，系首批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RCCSE中國學術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首屆湖北省出版政府獎獲獎期刊。內容側重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史學、文學，兼及法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等。

　　關鍵詞：數字經濟指數;高質量發展;區域市場化水平;省際競爭

　　一、引言與相關文獻綜述

　　“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① 由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也是世界各國和區域經濟競爭的新高地。梳理相關資料和文獻可以發現，MIT媒體實驗室的創立者Nicholas Negroponte最早給數字經濟下了定義，即“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經濟②。在實踐中，作為數字經濟的先行者，美國和日本早期都傾向于將數字經濟理解為廣義電子商務。近年來，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不斷發展，廣義電子商務難以涵蓋數字經濟的全面范圍和內涵。例如，美國經濟分析局咨詢委員會在2016年發布的《測量數字經濟》報告中指出，測量數字經濟除應包括電子商務的部分外，還應測量共同乘坐等共享經濟和廣告支持下的免費互聯網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提出的數字經濟定義體現了對當前數字技術及應用的新進展的共識。該定義強調“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③ 這個定義將數字經濟理解為兩類新的經濟活動，這兩類經濟活動對于傳統經濟活動的邊界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其中一類是以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信息網絡而非物理空間作為載體的一系列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另一類經濟活動則是強調對傳統經濟的“賦能”，即通過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促進傳統產業的效能提升和宏觀經濟結構的優化。這兩類經濟活動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表述：較早的表述是信息產業化和產業信息化，包括了廣泛的“互聯網+”;最新的表述是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其核心是智能產業化和產業智能化。

　　基于這個定義，發展數字經濟意味著對宏觀經濟同時做了“加法”和“乘法”：做“加法”即在宏觀經濟中增加了若干與數字信息技術相關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做“乘法”即應用數字化技術實現了對傳統產業進行提質增效的徹底改造。這意味著，數字經濟為宏觀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數字技術向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滲透的同時，創造了若干經濟增長機會④。

　　基于數字經濟的戰略意義，當前許多國家將數字經濟發展作為戰略經濟和新的經濟競爭的主要抓手，先后出臺各自的數字經濟規劃和政策支持。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34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有 27 個制定了數字經濟發展國家戰略。如美國的工業互聯網、德國的工業4.0、日本的新機器人戰略等。作為數字經濟的后發居優者，中國認為數字經濟融合了創新、協調、共享、綠色、開放五大新發展理念，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形態⑤。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發展數字經濟具有獨特的網民優勢、后發優勢和制度優勢，數字經濟為中國加速完成工業化任務、實現“換道超車”創造了條件，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18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顯示，2017年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達27.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2.9%，僅次于美國，排名全球第二。預計到2020年末，通過對傳統行業的數字化改造將為我國帶來40萬億元的市場規模⑥。

　　為了促進我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兩化”融合和數字經濟發展，自2015年5月以來，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先后起草和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聯合制定了《信息產業發展指南》。在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各省市紛紛出臺相應措施推進轄區數字經濟各個維度的建設。近年來各省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排位呈現了動態追趕的態勢，內嵌于我國體制中的地方競爭為數字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數字經濟競爭中，一些傳統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省市地區，往往視發展數字經濟為克服傳統經濟劣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契機。一個典型案例就是貴州省數字經濟超常規發展。近十年來貴州充分發掘其在地理區位、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優勢，搭建貴州與中關村、硅谷等國內外多個創新高地的高端鏈接，吸引蘋果、阿里等國內外頂尖互聯網企業在貴州設立大數據中心，建設貴州的數據交易中心，使得貴州的資源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遠高于其GDP 總值排名。

　　反思數字經濟的地方競爭，產生了一些理論困惑：如果說地理條件、自然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往往推動形成傳統經濟競爭的“雁行”發展動態特征，“增長極”的出現遵循空間經濟學的集聚與擴散規律，那么，數字經濟的競爭過程是否也會呈現同樣的動態特征，遵循同樣的規律?在傳統經濟的競爭中，地區的市場化水平往往決定某些地區在經濟競爭格局中的地位，這種地區的市場化水平對數字經濟競爭是否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主要貢獻是基于數字經濟的現實進展，通過對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地區市場化指數的回歸分析，努力回應理論界和決策層的一個認識上的困惑：具有特殊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數字經濟是否對市場化環境存在較弱的依附關系?本文的重要意旨是對實踐層提出一點警示，即提高市場化程度與數字基礎設施投入是同等重要的提升地區數字經濟競爭力的基本舉措，不可偏廢。

　　二、數字經濟的基本理論假設

　　(一)數字經濟的特殊性

　　學界存在對數字經濟的一個基本共識：必須正視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相比的異質性，才能有效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是不同于傳統經濟的活動，因而要遵循不同于傳統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數字經濟所依賴的數字技術，其發展遵循三個特殊的定律：摩爾定律、吉爾德定律和邁特卡夫定律。摩爾定律表明集成電路的復雜度(可被間接理解為芯片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兩年增長1倍;吉爾德定律強調主干網帶寬的增長速度至少是運算性能增長速度的3倍;而邁特卡夫定律則揭示了數字產品網絡增值規律，即網絡的價值與網絡使用者數量的平方成正比。這三條規律大體概括了數字產業發展、數字經濟收益機制迥異于傳統經濟的技術基礎。傳統經濟遵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而數字消費卻具有網絡增值效應：新用戶接入某一商品或服務會自動增加消費網絡的節點，數以萬億的網絡節點的增加以幾何級的速度增值整個網絡的效用和福利水平，數字消費的網絡增值效應內生決定了數字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特征，即以數字信息作為生產要素的數字化產品生產遵循規模報酬遞增規律。作為數字經濟的生產要素，數據、信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性，基于數字經濟要素的特征，里夫金認為在既定生產投入基礎上，數字產品及其服務的產出數量的增加并不會導致邊際成本遞增，甚至，與傳統的排他性產品相比，在經過初始投資后，數字化產品后期的生產與消費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數字經濟本質上是“零邊際成本經濟”，因而生產可能性邊界具有不斷外擴的趨勢⑦。

　　(二)數字經濟的集聚規律

　　數字經濟特殊的運行特征導致數字經濟的集聚呈現復雜情形。對于傳統產業來說，集聚是產業演化過程中的一種地緣現象，正如馬歇爾揭示的那樣，處于集群之中的企業能夠獲得其他企業的先進生產技術、信息等，更接近勞動力市場，可以降低各類要素成本，獲得集聚產生的外部經濟性收益。然而，一些學者認為理論上數字經濟對地理位置依賴小、對平臺依賴大，受網絡與大數據技術影響大。數字經濟以網絡平臺為核心的產業組織模式改變了市場結構，重塑了傳統的市場概念。數字經濟前提下的企業組織形態趨于無邊界化、供應鏈呈網狀化⑧。數字經濟的地理空間集聚有內在矛盾的機制：一方面，在數字經濟前提下，人們工作的空間與時間發生改變，借助互聯網及移動數字通信技術，人們可以遠離傳統工作區域進行獨立遠程辦公。因而，與傳統經濟相比，數字經濟缺乏空間集聚的“常規”動力;另一方面，數字化產品的零邊際成本特征和數字消費的規模收益遞增效應，使得數字經濟更偏愛“傳統經濟”集聚區域。因此，數字經濟集聚的成功規劃的一個充分條件是被規劃區域必須是傳統經濟的已有集聚區域，在傳統經濟的集聚區規劃數字經濟往往產生更高集聚水平，原因在于，這些地區會通過傳統經濟的馬歇爾定律和新經濟三大定律的復合作用，迅速實現該地區的數字經濟呈指數級增長。當地區之間存在傳統經濟競爭時，各地區傾向于利用數字經濟的特殊增長規律和賦能功能，因而會進一步增強經濟集聚特征。

　　(三)數字經濟發展與市場化的復雜關系

　　一般認為，傳統的工業和服務業遵循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即隨著市場范圍的擴大，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會不斷提高。因而，市場拓展的廣度和深度是以分工專業化為特征的傳統工業和服務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和制約因素，數字經濟既有與傳統經濟不同的運行特征，也與傳統經濟存在依附關系，數字經濟與傳統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較為復雜的關系。一方面，對于數字經濟來說，傳統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顯然制約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缺乏一定規模和一定程度的傳統市場經濟基礎，便難以實現數字經濟集聚式發展;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賴以存在的市場結構和特征產生了極為復雜的影響：新興信息技術手段在改善市場有效性的同時促進了模塊化生產和產業鏈細化，助推了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細分市場的不充分競爭。具體表現在數字經濟時代，通訊信息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新興信息技術消除了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的因生產環節偏離真實需求水平產生的生產偏差以及在消費領域因大量異質性需求產生的技術性忽視，有助于實現消費者剩余及整個社會帕累托改進。但是，由于數字信息是產生價值和利潤的關鍵生產要素，消費市場的深刻變化引發生產活動相應調整，數字化時代的企業往往專注于更具核心競爭力的模塊化生產，生產活動因之被進一步分解為更多更細的分工操作，生產遷回程度加深，產業鏈的細化和增長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分工協作更加全球化。在某些細分差異性產品市場，市場結構可能處于壟斷或寡頭壟斷的狀態，并呈現出很強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特征。

　　數字經濟的出現對市場經濟整體形態最為重要的影響是它進一步加速政府與市場的融合。理論上，數字經濟前提下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會很高，數據平臺的統一調配促進閑置資源充分利用乃至形成“共享經濟”形態;大數據分析使降低供需缺口成為可能，數據平臺能促進供給與個性化需求無縫對接，充分實現消費者剩余和福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政府規劃和指導的否定，相反，從兩個方面反襯了“有為政府”的必要性。一方面，大數據技術既能在微觀層面提高配置效率，也能在宏觀層面增強經濟的“可計劃性”，幫助政府部門作出科學規劃;另一方面，數據信息要素的公共品屬性及數據技術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性，要求政府部門成為數字經濟的“奠基人”和建設者，因而，數字經濟發展過程往往內生政府職能擴張和“計劃”成分，如何處理好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是實踐難題。

　　基于上述，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設是：數字經濟具有較強的空間集聚發展傾向，與傳統經濟相比，其與區域市場化程度之間存在更為突出的正向關系。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一定具有更高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因而，在數字經濟發展和競爭中，一味地強調政府規劃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抓手是有失偏頗的，應該把提高區域市場化水平作為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的基礎工作。

　　三、研究指標設計、數據來源與統計結果描述

　　(一)指標與數據來源

　　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選用了財新數聯提供的《數字經濟的供給側：中國數字經濟指數2018年度報告》和賽迪顧問咨詢公司提供的《2017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研究報告》中的數據。作為本文解釋變量的區域市場化水平，主要借用了王小魯、樊綱、余靜文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中提供的省際市場化指數。

　　財新數聯的數字經濟指數(cxdei)和賽迪顧問提供的數字經濟指數(dedi)定義的基礎都是《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和“信息化百人會”的觀點，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兩者在測算方法等方面存在差異。財新數聯的數字經濟定義是“由信息技術革新驅動的經濟增長”⑨，不僅包含電信、計算機、通信設備等信息技術相關的行業，而且包含由信息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新商業模式、新生活方式，以及人們所獲得的更多效用。經過修訂過的財新數字經濟指數(cxdei)分為四個子項：數字經濟產業指數、數字經濟融合指數、數字經濟溢出指數和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指數⑩。賽迪公司的數字經濟定義是“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為重要內容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的總和，這些活動既包含了數字化要素催生的一系列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也包括數字化要素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帶來的經濟增長”，賽迪的數字經濟指數(dedi)細分為五個維度指數：基礎型數字經濟指數、資源型數字經濟指數、技術型數字經濟指數、融合型數字經濟指數和服務型數字經濟指數{11}。因為各自定義的微小差別，用cxdei數字經濟指數和dedi數字經濟指數對中國31個省(區、市)進行排名，呈現一定的差異。根據兩份報告的結果，全國31省(區、市)的數字經濟排名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見，兩類指數排序相差超過3位的有9個省份，分別是天津、河北、內蒙古、福建、山東、貴州、陜西、海南、寧夏;兩類指數排名相差最大的是貴州，相差7位;廣東、遼寧、西藏和青海四省份的兩個指數排名完全一致。考慮到兩個指數的差異性，本文在實證分析中分別以賽迪咨詢公司提供的數字經濟指數dedi、財新數聯提供的數字經濟指數cxdei和綜合兩者形成的syndei=作為被解釋變量。

　　市場化程度的測定方法主要有兩個流派：一是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開發的測度方法，另一個是美國傳統基金會開發的測度方法，國內學者在創造性借鑒這兩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開發出更多的測度方法。例如，盧中原和胡鞍鋼(1993){12}、顧海兵(1995){13}、常修澤和高明華(1998){14}、陳宗勝(1999){15}、徐明華(1999){16}、王小魯、樊綱、余靜文(2017){17} 的嘗試與努力，他們的相關研究奠定了中國區域市場化程度實證分析的基礎。作為本文解釋變量的市場化指數主要借鑒王小魯、樊綱、余靜文(2017)從政府與市場關系在內的五個維度對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數據。由于王小魯、樊綱、余靜文(2017)只提供了2014年各省份的數據，為了反映市場化水平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步影響，本文在此基礎上推算了2017年的數據構建解釋變量，下文以market index1代表2014年的市場化指數，以market index2代表2017年的市場化指數。

　　(二)描述性分析及基本結論

　　財新數聯提供的cxdei和賽迪咨詢提供的dedi與2014年市場化程度的關系，可以通過散點圖得到一些直觀的結論。圖1和圖2分別是財新數字經濟指數cxdei和賽迪數字經濟指數dedi與2014年市場化指數關系的散點圖，圖形顯示呈指數相關的特征。對cxdei數字經濟指數和dedi數字經濟指數作對數化處理后，它們與市場化指數的關系呈明顯的線性相關特征，如圖3和圖4所示。

　　理論上看，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近層的因素”是由地方財力所支撐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基于此，本文用人均地區產值、地方財政的科技支出、光纜線路長度、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作為相關控制變量;由于數字經濟本質上是科技密集型經濟，因而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和研發活動全時當量被列為本文研究的控制變量。全部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8》。

　　作為一個研究重點，本文關注數字經濟競爭過程中呈現的空間分布特征。顯然，這不僅涉及到對數字經濟空間溢出性的理解，更關涉到回歸分析方法的選擇：如果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一樣具有空間溢出性和空間集聚特征，則需要用空間計量回歸模型分析才是適當的。

　　本文把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分為5級，檢驗數字經濟的空間分布特征，直觀的結論是財新、賽迪和綜合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分布特征都呈現了一定的空間集聚性，如圖5所示。

　　基于數字經濟發展呈現的空間集聚特征，考慮到中國省際地理邊界的不規則特征，本文對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選擇queen鄰接方法的空間權重賦值，然后進行單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財新數字經濟指數(cxdei)和賽迪數字經濟指數(dedi)的莫蘭指數(Morans I)分別是0.211748和0.211742，呈一定空間正相關，經過修正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syndei)的莫蘭指數為0.299965，空間正相關的特征更明顯，表明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呈現一定的空間溢出特征，如圖6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法的確定

　　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與市場化指數呈現了指數相關的特征，經過對數化處理后卻呈現了與市場化指數線性相關的特征，這表明在回歸模型的選擇時，應該考慮將被解釋變量對數化處理后的線性回歸模型。但是，考慮到因變量數字經濟指數具有一定的空間集聚特征，具有非平穩性，因而，即使考慮用對數化處理的線性回歸模型來分析，分析結果也不具有合理性。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指數取對數后，先采用空間加權最小二乘方法進行回歸，然后進行空間依賴性檢驗，即進行拉格朗日乘子(LM)診斷，在空間加權最小二乘回歸模型、空間自回歸或空間誤差模型之間選擇合適的回歸方法。

　　本文采用的空間自相關模型為：

　　y=βX+ρWy+ε

　　ε～(0，σ2In)(1)

　　其中，y代表cxdei、dedi和syndei三類數字經濟指數的對數化值，X為控制變量，W為空間權重。考慮到中國省際地理邊界的不規劃特征，這里選用queen原則形成的空間權重，采用的空間誤差模型為：

　　y=βX+μ

　　μ=λWμ+ε

　　ε～(0，σ2In)(2)

　　其中y和X含義與上述空間自相關模型中的變量含義相同。

　　(二)基準回歸分析

　　用三個數字經濟指數取對數后對2014年的市場化指數進行空間加權的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拉格朗日乘子(LM)診斷結果(見表3)表明：三個數字經濟指標取對數，即ln(cxdei)、ln(dedi)和ln(syndei)對2014年市場化指數(market index1)進行空間加權最小二乘回歸后，LM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乘子值都不顯著，則確定都用空間加權的最小二乘方法(OLS)回歸。

　　考慮到影響數字經濟指數變化的因素很多，必須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才能準確了解市場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加入包括人均地區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光纜線路長度、互聯網用戶數、技術合同金額的對數值作為控制變量，重新進行相同步驟的分析，先在加入控制變量后進行最小二乘的拉格朗日乘子(LM)診斷，診斷結果見表4。

　　從表4診斷結果來看，ln(cxdei)對2014年市場化指數加入控制變量后最小二乘回歸的LM滯后乘子和LM誤差乘子值都不顯著，因而選擇OLS回歸模型;而ln(dedi)和ln(syndei)對2014年市場化指數回歸的LM滯后乘子在1%和10%水平上顯著，因而選擇空間滯后回歸模型。

　　表5匯總了經過LM乘子診斷后選用適當的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2014年各省(區、市)的市場化指數對無論是財新數字經濟指數、賽迪數字經濟指數，還是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的對數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取對數和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取對數對于市場化水平的回歸經過LM乘子檢驗后選用了空間滯后回歸模型，自回歸的系數都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指數具有空間集聚的特征。這是由引入的解釋變量說明其集聚特征，或者說，數字經濟指數體現了自身的空間溢出效應，這種空間溢出效應能夠從引入的解釋變量，即市場化水平和其他回歸系數顯著的控制變量得到說明。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來看，人均地區產值變量的系數都顯著為正，這表明傳統經濟基礎好的地方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在財新數字經濟指數對數對2014年市場化指數的空間加權最小二乘回歸結果中，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和研發投入強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都不顯著;在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對數對2014年市場化指數空間自回歸模型中，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互聯網用戶數、技術合同金額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但是，研發投入強度的回歸系數卻顯著為負，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光纜長度變量系數不顯著。在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對數對2014年市場化指數的空間自回歸結果中，高科技投入、互聯網用戶數、專利申請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研發投入的回歸系數為正，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對這些控制變量影響的探究超過了本文的研究范圍，在此不作過多的分析。

　　(三)考慮同步市場化影響的結論穩定性檢驗

　　由于cxdei和dedi數字經濟指數分別是2016年和2017年數據，用2014年的市場化指數來解釋，可能無法反映市場化水平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步影響。基于此，本文用王小魯、樊鋼、余靜文(2017)的方法估算了2017年各省的市場化水平，構建新的解釋變量(market index2)并用之對財新數字經濟指數、賽迪數字經濟指數、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的對數重新進行空間加權回歸的拉格朗日乘子診斷。表6的診斷結果表明，ln(cxdei)和ln(syndei)的LM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乘子值同樣都不顯著，則確定以OLS回歸，而ln(dedi)回歸的空間滯后拉格朗日乘子值是顯著的，因而確定選用空間誤差回歸模型。

　　按照同樣的步驟，加入控制變量后，用三個數字經濟指數對數對2017年市場化指數重新進行最小二乘的拉格朗日乘子診斷，檢驗結果如表7。從診斷結果來看，財新數字經濟指數經過對數化后對2017年市場化指數加入控制變量后最小二乘回歸的LM滯后乘子和LM誤差乘子值都不顯著，因而選擇OLS回歸模型;而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和修正數字經濟指數對2017年市場化指數在1%和10%水平上顯著，因而選擇空間滯后回歸模型。

　　表8匯報了ln(cxdei)、ln(dedi)和ln(syndei)對2017年市場化指數選用適用的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回歸結果表明，對于財新和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的對數來說，“同步”的市場化指數對其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不受空間因素的影響;但是，同步的市場化指數對于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對數的影響值下降，誤差項系數值顯著為負，這表明同步的市場化指數解釋了其空間相關性，或者說，因為市場化指數差異導致了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對數的空間相關。

　　引入控制變量后，2017年市場化指數對三個數字經濟指數對數的影響仍顯著為正，這表明同步的市場化對于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的前述結論具有穩健性。人均地區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研發投入強度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變量的影響不顯著。基于LM乘子檢驗結果，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對數的回歸以及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對數回歸選擇了空間滯后回歸模型，自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的空間集聚可以由引入的變量得到充分的解釋。對于賽迪數字經濟指數來說，人均地區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互聯網用戶數、技術合同金額和發明專利數的回歸都顯著為正，說明這些因素對數字經濟發展以及空間集聚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難以解釋的是，研發投入強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對于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來說，人均地區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互聯網用戶數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表明這三個因素同樣對修正的數字經濟指數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與賽迪數字經濟指數對數的回歸結果不同，研發投入強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技術合同金額和發明專利數的回歸系數不顯著。

　　五、簡要研究結論與啟示

　　在人類經濟史上，英國和美國分別引領了以蒸汽動力的應用為技術基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以電氣應用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民族國家的崛起。對于它們成功的原因，一直存在兩個說法：其一是它們抓住了當時的核心技術應用窗口和當時的“新基建”;其二是開拓和改善了與造船、鐵路建設和通訊網絡建設等當時的“新基建”并行的國內市場。孰重孰輕?與主流看法不同，杰夫·馬德里克的經濟史研究認為，是市場發展而非技術對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英國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美國的經濟繁榮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8}。第三次工業革命發軔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演變到了今天，全新的數字經濟形態是這場工業革命的核心，其影響力的廣度和深度遠超歷史上前兩次工業革命。面對這場工業革命，各國都制定了發展戰略搶占制高點，呈現激烈的戰略競合態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基于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戰略機遇的感知，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和實施了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及相關產業發展的戰略布署，我國利用既有體制能高效整合創新資源的優勢和日益壯大的市場規模優勢，實現了數字經濟的后來居上的發展，已經成為在更新興、更前沿、更融合的領域引領全球發展的數字經濟大國。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于既有體制中的地方經濟競爭顯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藍圖再繪、數字立省”成為各省市競爭口號，各省市紛紛出臺數字經濟規劃或戰略，并給予資金支持，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培育現代化經濟體系、經濟增長新動能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內容。但是，當前一個流行的共識是，包括5G、大數據處理和云計算中心、工業互聯網、高鐵等在內的“新基建”是數字經濟競爭的主要著力點和重要抓手，現實中，人們往往對數字經濟與區域市場化發展水平的關系缺乏足夠的思考，數字經濟對區域市場化水平的依存性并沒有得到重視。

　　本文基于不同的數字經濟指數來源進行對比，結合王小魯、樊綱、余靜文(2017)的市場化指數分析數字經濟的省際競爭，提出了一個基礎假設：一方面，市場化程度對于省際業已出現的數字經濟競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市場化程度高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是高的;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具有類似的空間集聚特征。通過對三類數字經濟指數的空間自相關和空間賦權后的拉格朗日乘子檢驗，進行空間加權最小二乘與空間滯后空間誤差回歸分析，回歸的結果表明，先期以及同期的市場化對于數字經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個結論是穩健的。

　　本文提供的重要啟示在于，在當前將數字經濟作為新時期的戰略經濟、用數字經濟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戰略轉型之時，應該正確處理好由新一代信息技術所帶來的政府與市場的“技術性”融合關系。隨著數字經濟的異軍突起和長足發展，一方面需要政府規劃和引導，進行必要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即寬帶、網絡等專用性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安裝了數字化組件的傳統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應該意識到數字經濟盡管有其特殊的運行特征，對傳統市場的有效性和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但是，它仍然依賴于市場經濟內在的開放性本質，在缺乏傳統市場經濟基礎的前提下，一味地強調政府規劃和引導作用，并不能夠保障數字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九大再次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從當前重大經濟現實和新經濟形態視角驗證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上述重要理論觀點的前瞻性和指導意義。近十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陸續出臺了《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等一系列戰略舉措來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突破和融合進一步促進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2017年3月，“數字經濟”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從政策層面推動了數字經濟發展。在當前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貫徹和落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性要求，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注釋：

　　① 習近平：《讓工程科技造福人類、創造未來——在2014年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主旨演講》，《科技日報》2014年6月4日。

　　②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Rethinking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Inovation Journal， 1999， 19(5)， pp.156-168.

　　③《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參見中國網信網2016年9月29日的相關報道。

　　④ Gérard Valenduc， Patricia Vendramin， Work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orting the Old from the New， Working Paper in SSRNE Leetronio Journal， 2016.

　　⑤ 張新紅：《數字經濟與中國發展》，《電子政務》2016年第11期。

　　⑥《CNNIC發布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網信網2019年2月28日。

　　⑦ Michael Ehret，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Jounal of Sastainable Mobility， 2015， 2(2)， pp.67-70.

　　⑧ 楊新銘：《數字經濟：傳統經濟深度轉型的經濟學邏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⑨《〈中國數字經濟指數2018年度報告〉發布》，人民網2018年5月30日。

　　⑩ 財新數字經濟指數2017年12月經過了一次修訂，最大的變化是由原來的數字經濟產業指數、數字經濟溢出指數和數字經濟彈性指數三大項增加了數字經濟融合指數，同時進一步強化了子項內容的針對性。

　　{11} 參見賽迪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2017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研究報告》，2019年11月29日。

　　{12} 盧中原、胡鞍鋼：《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經濟研究》1993年第12期。

　　{13} 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改革》1995年第1期。

　　{14} 常修澤、高明華：《中國國民經濟市場化的推進程度及發展思路》，《經濟研究》1998年第4期。

　　{15} 陳宗勝：《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1頁。

　　{16} 徐明華：《經濟市場化程度：方法討論與若干地區比較分析》，《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6期。

　　{17} 王小魯、樊綱、余靜文：《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215頁。

　　{18} 杰夫·馬德里克：《經濟為什么增長》，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