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郭美霞 單位：雞西大學

愛因斯坦創(chuàng)立相對論所需用的物理知識，不見得比所需的哲學思維多，愛因斯坦頭腦中的哲學成分一直是人們的研究課題，因為是他成功地改變了后來者對宇宙時空觀的看法。雖然在兒童時期，他的智力發(fā)育遲緩，但他那刨根問底的哲學探索精神使他對空間、時間的鉆研比別人更深刻。他曾說，他受過斯賓諾莎哲學的影響，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終注重實驗事實，“相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哲學理論思維。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根據(jù)恩格斯和列寧關于辯證自然觀的思想，反對把粒子看做“物質的終極”，站在“物質具有無限層次”這一立場上致力于物質結構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異粒子的復合模型，認為強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這三種基礎粒子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釋和預言強子的性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這是坂田昌一長期堅持自覺學習和運用自然辯證法的結果。

他寫道:“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就像珠寶的光芒一樣照耀著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頓時代，研究機械力學，沒有辯證法相對來講還過得去。然而，在今天，辯證法成為自然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離開了辯證法將寸步難行。現(xiàn)代科學的許多復雜問題不能單靠實驗的方法來解決，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學思維。例如，我們無法直接觀測電子等許多基本粒子的實際運動狀態(tài)，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間接觀測，而這種模型或理論的建立就需要哲學的幫助。關于幾十億光年以外的天體情況，幾十億年以前的宇宙狀況等，都無法直接用實驗來驗證。各種宇宙學說的建立離不開哲學的指導。辯證法對現(xiàn)代科學的指導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類借助于科學實驗活動，把我們的認識從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觀察、假設、推理、實驗、論證、檢驗等階段。在每個階段中，以及從這一階段轉移到另一階段時，都必須要有充分的依據(jù)、合理的原因、嚴謹?shù)耐评怼⒖茖W的驗證。歸納、演繹、類比、分析、綜合的過程，就是對感性材料進行整理，通過科學抽象做出哲學概括的過程，這對整個科學實踐活動起著一般方法論的作用，是最高層次的科學方法。地殼運動的板塊模型的建立是現(xiàn)代地質學的重大發(fā)現(xiàn)。這之前經歷了大陸漂移假說、海底擴張假說和板塊構造學說三個階段。最先把大陸漂移作為一個假說提出的德國氣象學家魏格納，設想全球的大陸曾經都連在一起，稱之為“聯(lián)合古陸”，并給出聯(lián)合古陸破裂、漂移過程的圖示。

魏格納認為使大陸漂移的動力是地球自轉的離心力及太陽和月亮產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學家的計算表明，這個力實在太小，不足以推動大陸的漂移。20世紀60年代，美國地質學家赫斯提出“海洋擴張假說”，他認為，大陸不是作為獨立體運動的，而是與海底連在一起在地幔軟流圈上移動。60年代末，在海底擴張說的基礎上，美國的摩根、法國的勒比雄和英國的麥肯齊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塊構造模型”，這一學說成為新的地球構造理論。從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到地球板塊構造學說，每一個學說的提出，都是從假設開始，在觀察或實驗方法無法企及的情況下，借助抽象思維的能力，反復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結論。所以，“概括”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在每一個階段演進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著名數(shù)學家華羅庚，從20世紀50年代起，帶領數(shù)學工作者深入生產一線，潛心探索一條讓數(shù)學更好地為發(fā)展國民經濟服務的途徑。

他在常年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概括為:大統(tǒng)籌、廣優(yōu)選、聯(lián)運輸、精統(tǒng)計、抓質量、理數(shù)據(jù)、建系統(tǒng)、策發(fā)展、抓工具、巧計算、重實踐、明真理。凝練的36個字，處處閃爍著哲學思維的光芒，今天這套方法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哲學方法論在自然科學中的典型應用。事實證明，只有那些認真實踐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總結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學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學之果，也才能成為推廣科學成果、促進科學進步的強大力量。從這種探索過程中可以看到，隨著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及其向各個領域的廣泛滲透，尤其是數(shù)學方法的推廣和應用，控制論、信息論、系統(tǒng)論等橫斷學科的發(fā)展，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逐步相互滲透，日漸趨向統(tǒng)一。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所指出的:“在現(xiàn)代科學技術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漸統(tǒng)一了，不能區(qū)分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

由于理論思維的工作特點是抽象的理性功能，不需要實驗室，而是在頭腦中運用科學的邏輯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們更便于發(fā)揮科學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態(tài)的研究結果超越現(xiàn)有條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對新事物的科學預見。因此，正確的理論思維能夠對客觀世界做出科學的預見。這些科學預見往往經過科學技術手段的進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動中得到證實，從而形成新的科學理論。通過哲學思維所進行的科學預見，在歷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運用辯證法對當時自然科學發(fā)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做出了很有見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預見，對機械運動中兩種量變的爭論做出了歷史的總結，對原子可分、電子運動的物質基礎、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熱能量重新集結，物理學和化學之間邊緣科學的發(fā)展，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可能，非細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預見。

這些預見在以后的科學發(fā)展中均得到證實。早在17世紀，德國哲學家和科學家萊布尼茨就提出了思維可計算的設想，即“思維語言”和“思維演算”的思想，從此開始了無數(shù)數(shù)學家探“謎”求解的歷程。直到1936年英國數(shù)學家圖靈提出“理想計算機”，并逐步論證了智能機器的可能性，1950年圖靈又提出計算機思維的觀點。之后又有一批科學家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20世紀70年代誕生了認知科學，進一步發(fā)展了關于認知和智力研究的基本科學概念和科學方法，它研究包括知覺、注意、記憶、動作、語言、推理和思考乃至意識在內的各個層次和方面的人類智力活動，從而使該學科進入了一個建立在現(xiàn)代科學基礎上的新的歷史階段。這就說明發(fā)揮哲學思維的預見作用可以引領和帶動科學研究向縱深邁進。從以上三個方面說明哲學思維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反映了哲學思維與自然科學思維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密不可分的關系。沒有哲學思維的方法論基礎，自然科學研究不會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所以，科學工作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提高學習和運用哲學思維的自覺性，能夠大大地推進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同時，自然科學思維的實驗推理也為哲學思維的科學性提供了佐證，并不斷充實著哲學的研究對象，進而豐富哲學思維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