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蘇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較早，基礎較好。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主要集中在輕工業和商業。代表人物有張謇、榮德生、劉國鈞等企業家和實業家。這種較早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特別是較先進的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如魚得水，形成了江蘇近30年來開放型經濟的跳躍式發展：一是開放城市較多也較集中；二是國家級開發區最多，特別是縣級市昆山在80年代就成為國家級開發區；三是對外貿易在全國居于前列，進出口總額30年增長917倍。2008年江蘇實際利用251億美元，連續6年保持全國第一。四是蘇州工業園區驕人業績享譽國內外；五是江蘇接收浦東開發區輻射的影響越來越大。

二、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積累，對政治和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至關重要，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保證。與經濟繁榮相適應，江蘇又是文化、教育發達的省區之一，歷史上素有“人文薈萃”之佳譽。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到1999年，在江蘇工作的兩院院士有40多位，全國江蘇籍的中科院院士有143位，江蘇籍的工程院院士有80位。歷史上和近現代在江蘇產生這么多“大師”和“大家”，充分說明江蘇的教育和文化底蘊是很深厚的。2008江蘇普通高等院校120所，在校大學生168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38%。高等學校數、在校學生數、年招生數均全國第一。先進發達的教育不僅會源源不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各方面的人才，而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開拓創新的關鍵。這種文化、教育的長期發展和積累，還使江蘇人素質較高，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勇于創造。江蘇的理論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政治和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在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江蘇人勇于創新，多有突破。如鄉鎮企業最早實行的“一包三改”；昆山市在全國最早實行土地買賣和引進人才，使用“星期日”工程師；無錫市80年代在全國最早組建企業集團，并迅速擴展到全國等等，都是具有一定知識的領導和勞動者在實踐中開拓出來的。

三、較高的文化素養，使各級領導具有較高的政治素養和領導執政能力，這是經濟社會健康、穩定、較快發展的關鍵。江蘇可以說是人杰地靈，人民群眾通情達理、奮發向上，各級領導總是能審時度勢，順民心，達民意，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把各項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一）把中央精神和江蘇省情結合起來，制訂符合江蘇和時代特征的工作部署和政策措施。如接受上海輻射和區域協調發展以及沿江、沿海、沿滬寧線、沿隴海線發展戰略等。

（二）親民、愛民、政通、人和。60年來，特別是近30年來，注重為民辦實事，對各級干部歷來既嚴格要求，又倍加愛護，如“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89年的政治風波，省委領導總是預先提醒、打招呼，防止犯錯誤。從總體上看，江蘇各級領導既尊重和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又做好上下、左右、干群等各方面的協調。吳仁寶和張云泉等就是杰出代表。

（三）決策準、出臺穩、效果好。長期以來，江蘇重大決策特別是有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政策措施的出臺，總是比較穩重。首先要符合中央精神。“兩個率先”和“建設美好江蘇”的提出，既不是憑空臆想，更不是圖表面政績的花架子，而是在全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舉辦高層論壇，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考慮各種因素，經過專家反復論證，科學制定出來的戰略決策和規劃，實施后一般都取得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