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認為子不嘗藥如弒父行為與臣不討賊如弒君行為等同:“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與止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董子•卷一•玉杯第二》)漢初賈誼、劉向等人逐漸把嘗藥的“孝道”行為進一步向“君道”的修政發展,如《賈誼新書•卷九•修政語上》《劉向說苑•卷第一•君道》皆指出:“湯曰:藥食先嘗于卑,然后至于貴;藥言先獻于貴,然后聞于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后至乎貴,教也。藥言先獻于貴,然后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言者其得言也”。

“孝道”與侍病

先秦漢初的“孝道”思想在醫學中還體現在侍病(或曰侍疾)的道德觀方面。漢文帝劉恒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孝皇帝,他侍母嘗藥的故事,在后世廣為流傳,在《二十四孝》中描述曰:“前漢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天下。”與漢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的侍疾以及“湯藥非口親嘗弗進”鮮明對照的是漢景帝之太子勃的行為,據《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記載:“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孝道”影響下的社會風氣

據《管子•入國第五十四》記載有“掌老”“養疾”“掌病”的官員和制度:“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掌管老年事務之人)。年七十以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以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問病者,凡國都皆有掌病(掌管醫療事務之人),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眾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于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這些政策和制度的實施對老年人的生活是一種保障。可見,先秦時期醫藥中的“孝道”不僅僅局限在家庭中侍疾嘗藥的“孝”,某些諸侯國的惠民政教亦滲透著“孝道”思想并使之成為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

總之,先秦漢初醫藥中的“孝道”思想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孝道”對于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有積極地推動作用。“孝道”在儒家大行其道之初已經在人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時至今日,我們應該繼續學習、繼承、發揚“孝道”思想,使中華民族“孝道”的傳統美德繼續發揮對社會道德觀的積極促進作用。（本文作者：馮紅燕 單位：濟南軍區聯勤部干休四所衛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