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發行并非始于文革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就有以內部發行方式出版的著作。之所以會出現內部發行的特殊模式，與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氣候是分不開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毒瘤”的危害，一些用于學術和情報研究、反應西方意識形態特征的作品只能限于一定范圍內傳閱。至文革時期，內部發行方式走向政治極端。一方面中國開始試探性地與西方進行交流，另一方面又要維護自身的革命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引進西方著作并通過內部發行的方式以供內部高級人員參閱便自然成為必要的選擇。這些內部出版物以行政級別作為閱讀資格的標準，認為這些群體具有可靠的政治免疫力，能夠把含有“思想毒素”的作品作為反面教材從而進行自我教育。內部發行的外國文學譯作只有一個目的———供批判使用，其批判的不只是著作的語言或表達形式，更是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意識形態等內容。如《海鷗》是1974年通過內部渠道譯介的一部美國當代小說，其反映出來的不安現狀、不斷進取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了當時內部人員進行批判及作為反面教材進行教育的工具。

據統計，文革時期內部發行的外國文學作品總數為“前蘇聯的文學作品有24部，日本文學作品9種13部，當代美國文學作品5種6部，德國、玻利維亞各一部，另外還有一本翻譯文學刊物”［2］，這個數量在今天看來確實微乎其微，但在文革這個暗無天日的年代，這些供參考批判用的內部刊物卻構成了當時外國文學作品的主要組成部分，雖然在當時只是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存在，卻為日后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保存和積累了一大批有用的文學資料。

導讀性文字：對讀者的控制

有學者將翻譯標準定為“力求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后能達到與讀原文者相同的感受”［3］90，這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尤其是在歷史轉型時期，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使譯文不可能完全忠實于原作。而在以階級斗爭為主題的文革時期，譯者選擇譯本或翻譯策略的主體性雖然被抹殺，但譯文讀者仍不能與原文讀者產生同樣的感受，甚至有時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感受，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內部發行的譯作上（資本主義國家作品更是如此）。這主要歸功于該時期的文學翻譯作品所呈現出來的另一獨特現象，即內部發行的翻譯作品都會附上一篇導讀性文章，來限制讀者對譯作的理解和感受。哲學家埃里希•弗洛姆說過：“每個社會都會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這一社會禁忌對翻譯活動會產生較大影響，如某些文本或其特定內容的翻譯被禁止，……某些特定的理解被禁止；……那些與特定階級和社會要求不相符合的內容，即使意識到，也會主動‘克服’掉。”［4］255下面看《海鷗》原文、譯文如何在美、中兩國讀者中產生完全相反的感受。

美國飛行員、作家理查德•巴赫的短片小說《海鷗》描述的是一只與眾不同的海鷗，在海鷗喬納森的眼中，飛行是生命的全部，他追求的是速度、完美的飛行技巧及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達到和思想同樣快的速度。自1970年出版后，《海鷗》受到了美國人民的高度贊揚和熱烈歡迎，在他們看來，這只不斷學習、奮勇向上的海鷗正是美國70年代的精神寫照，因為“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國家，其實用主義文化培養了美國人務實精神、競爭意識。他們樂于開拓進取、自力更生、敢于冒險、重視創新，抱有一種‘凡是都有可能’的態度。”［5］2因此，《海鷗》38周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位，這足以說明《海鷗》在美國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及其對美國人民的影響之大。

4年后，《海鷗》通過內部渠道被譯介到中國，在譯文前附有一篇任文欽寫的政治性導讀文章《海鷗為什么走了紅運？》，文章將《海鷗》描述為“一部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色彩涂抹而成的小說”［6］。海鷗喬納森追求的“自由”、“沒有局限”和“盡善盡美”的飛行技巧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有力工具，“自由”、“沒有局限”是指壟斷資產階級能夠自由地、沒有局限地去奴役、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而如果美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都聽從喬納森的召喚，把自己的工作做到“盡善盡美”，就能為資產階級創造更多的財富。通過這樣言辭激烈的政治性導讀來控制讀者對譯作的接受角度，使得海鷗喬納森在中國讀者的眼中成為了狂妄貪婪的資本家化身，自然變成了人民批判的對象。同一部作品由于政治氣候、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使兩國讀者產生完全相反的感受。

政治工具：文學翻譯的唯一目的

歷史上不乏借翻譯以警世之例，清末民初的文學翻譯更是帶有強烈的救亡圖存的目的。可以說任何作品的譯介都有它的目的和價值，然而在文革這個以政治生活為中心的特殊時期，文學作品的翻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階級斗爭服務，它不僅要充當執政黨黨內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工具，還要充當國際上不同政黨之間的斗爭工具。

從國內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國家領導人為捍衛自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而發動起來的，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別有用心的吹捧，國內政治氣候走向“左”的極端。此時，宣傳和文藝部門的控制權掌握在極“左”分子手中，他們充當著翻譯贊助人的角色，對譯作的選材、翻譯的出版等嚴格地實施操控。一方面贊助人控制下的翻譯界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毛澤東及馬恩列斯著作的翻譯上，以突出毛澤東的個人地位，取得其信任及親睞。另一方面，對那些不聽從命令、私下進行譯書活動的翻譯家進行迫害，給他們扣上“崇洋媚外”、“反動權威”的帽子，將其批判為“走資派”，從而排除異己。總的來說，這段時間的文學翻譯就是為當時掌握著意識形態大權的“四人幫”掃清政治道路的工具，其根本目的就是為小集團的幫派利益服務。

就國際形勢而言，二元對立的政治思維模式在文革時期占主導地位，即一切宣揚工人階級、批判資產階級的東西都是好的，相反，只要是受資本主義國家親睞的東西統統都是應該被唾棄的。文革時期公開出版的外國文學譯作主要為蘇聯和阿爾巴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作品，此外，還有幾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他們都被認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得以出版。這些國家在文革期間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外交關系，因此公開翻譯出版這些國家的文學作品，是帶有明顯國際外交性質的政治行為。內部發行的文學翻譯作品則更能體現出翻譯作為特殊時期的政治工具的作用，那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符的資本主義國家著作的譯介，其目的僅僅是作為反面教材，供內部人員批判使用，使其成為國際階級斗爭的有利工具。

可見，文革時期的翻譯在顯性權利話語的影響下呈現出單一的特性，無論是在譯作的數量還是質量上確實都不值得為之吹捧，但特殊的歷史環境卻賦予了該時期翻譯以特殊的研究價值，很多文革時期翻譯的文學作品在當時只是作為斗爭的工具被引入，但隨著時間的推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其文學價值重新為人民所認知。如，今日便有不少人贊美海鷗喬納森那不屈不撓的開創精神。由此可見，文革時期的翻譯研究仍是一塊未曾完全開發的沃土，有待更多的學者投入更大的精力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作者：肖美鳳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