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傳播過程的四種模式

　　摘 要中華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語言傳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現形式為翻譯傳播。對翻譯傳播本質和過程的認識是構建翻譯傳播學的基礎，分別回答“翻譯傳播是什么”以及“如何翻譯傳播”的問題。翻譯傳播過程是翻譯傳播的動態結構，呈現各環節、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其模式研究是對翻譯傳播基本結構和運行規律的理論化和抽象化總結。基于傳播學的過程理論， 結合對翻譯傳播的本質認知，翻譯傳播過程具有線性模式、循環模式、系統模式和社會模式。四種模式具有各自的功能，揭示了翻譯傳播的本質和內涵，為翻譯傳播的歷時和共時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本文源自求索 發表時間：2021-03-19 《求索》(月刊)創刊于1980年，是由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刊物。以研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為辦刊的中心任務。

　　關鍵詞中華文化;走出去;翻譯傳播;模式

　　中華文化“走出去”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①。但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文化“走出去”面臨艱難復雜的局面，需要我們著眼長遠，充分把握好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并深刻認識其內在規律，加強傳播理論創新。

　　從根本上說，中華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語言傳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現形式為翻譯傳播。中華文化要“走出中華文化區”“走進其他文化區”②就必須借助翻譯。翻譯傳播是異語場景中人類借助翻譯實現的信息傳遞活動，相對于同語場景中的一般傳播來說具有自身的特性和規律。研究翻譯傳播本質及其規律的學科就是翻譯傳播學，是傳播學的分支，也是當今學術界關注的新興交叉學科。 構建翻譯傳播學的目的就是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論支持。

　　構建翻譯傳播學，首先要明確翻譯傳播的本質和過程，本質論與過程論是翻譯傳播學的兩塊基石。本質是對翻譯、傳播、翻譯傳播之間關系的厘清，回答“翻譯傳播是什么”的問題;過程是對翻譯傳播環節和要素之間關系的呈現，回答“如何進行翻譯傳播”的問題。模式是對真實世界的一種理論化和簡約化的表達①，以抽象的方式深化對事物本質的認識。翻譯傳播的過程模式是對其基本結構和運行規律的模式化表達，為翻譯傳播過程研究提供基礎理論框架。本文基于傳播學的傳播過程理論，結合對翻譯傳播本質的認知，提出翻譯傳播過程的四種模式，從簡單到復雜、從抽象到具體，根據要素與變量的參與程度形成遞進的模式序列，逐步揭示翻譯傳播過程的基本結構、要素互動、內在機制、外部互動以及社會影響。四種模式的功能分別從不同方面揭示翻譯傳播的屬性與內涵。

　　一、線性模式：揭示翻譯傳播的基本結構與特殊性

　　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提出了著名的5W傳播過程模式，最早以建立模式的方法對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進行了分析。“5W”模式就是一般傳播過程的線性模式，把五個構成要素按序列連接起來，形成一個鏈式結構：誰(Who)→說什么(Says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②。這一模式界定了傳播學研究的范圍和基本內容，影響極為深遠。翻譯傳播是通過語際轉化實現的傳播活動，即訊息發生了從原語到譯語的轉化，因此翻譯傳播過程比一般傳播過程多了一個環節，即“翻譯”。在翻譯傳播過程中，“譯者”(Who translates)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承擔著訊息轉化的作用，是原語訊息(Source Language Message，簡稱SLM)到譯語訊息(Target Language Message，簡稱TLM)的轉化者，因此翻譯傳播的線性模式包含六個要素，翻譯傳播主體、訊息、譯者、媒介、受體以及效果，簡稱為“6W”。由于翻譯活動的主要任務是處理語言符號，此處的客體(訊息)用原語訊息和譯語訊息加以區分。是否有譯者參與， 即訊息是否發生語際轉化是區分翻譯傳播與一般傳播的標志。

　　翻譯傳播過程的線性模式是高度抽象的模型，展示了翻譯傳播的六個要素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翻譯傳播過程的線性模式與一般傳播的線性模式主要區別在于譯者在翻譯傳播中的重要角色和訊息的語際轉化。在翻譯傳播中，主體發出訊息后，譯者接收并進行語際轉化，此時受體處于等待狀態，因為受體不是直接從主體處接收原語訊息，而是從譯者處接收譯語訊息。譯者是原語訊息的接收者，也是譯語訊息的發出者。譯語訊息經媒介到受體，完成一次單向的翻譯傳播過程。在此過程中，翻譯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環節，譯者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是訊息語際轉化的生成者，是翻譯傳播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由譯者對原語訊息進行解碼和編碼生成譯語訊息，再進入下一環節， 經過媒介的進一步解碼和編碼之后，到達翻譯傳播受體。因此，在整個翻譯傳播過程中，訊息經過了兩次轉碼，由原語訊息轉化為譯語訊息，再通過媒介，由譯語訊息轉化為受體接收到的訊息。

　　線性模式體現了最基本的翻譯傳播結構和過程，為人們理解翻譯傳播過程的各環節及其內在關系提供了基本的路線圖。在翻譯傳播六要素中，以傳播效果為目的，以訊息為紐帶，形成了翻譯傳播過程的四個環節：以主體為中心的發起環節、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環節、以媒介為中心的傳輸環節以及以受體為中心的接收環節③。翻譯傳播過程的線性模式可用于描述單一翻譯傳播活動的環節與要素。例如1595年，利瑪竇(譯者)在南昌應建安王朱多(翻譯傳播主體)之邀，將西方關于友誼的格言譯成中文，以中文和拉丁文對照的形式編成小冊子《交友論》(客體—訊息)，引得南昌的士大夫(翻譯傳播受體)爭相傳閱、摘抄。后來分別在江西、安徽和南京刻印出版，后又被收入《天學初函》和《四庫全書》(媒介)，使得這部以“友道”為主題的格言集在中國流傳甚廣。馮應京在《刻交友論》序中發出“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的感慨(效果)①。運用線性模式對翻譯傳播過程六要素進行分析，有助于明確翻譯傳播活動的基本過程和主要環節，以及分析各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循環模式：揭示翻譯傳播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

　　在翻譯傳播過程中，受體并非被動地接受訊息，而是積極理解訊息并做出反饋，其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從受體角度看，反饋是翻譯傳播受體的意見、需要、態度等信息的流通方式，受體可以更積極主動地介入翻譯傳播過程②，對效果產生影響;從主體角度看，反饋可以檢驗翻譯傳播效果，主體可以根據反饋調整和規劃目前以及未來的翻譯傳播行為。受體接收到訊息后，可以對媒介、譯者和主體進行直接反饋，但在翻譯傳播過程中，由于存在語言轉換，受體的意見通常要通過譯者進行間接反饋，即譯者獲取受體的反饋后，將反饋訊息進行語際轉化，再傳遞給主體和媒介。主體在接收到反饋后，對原語訊息進行及時修正、補充或更新，再通過譯者的翻譯活動轉換為譯語訊息，經由媒介再到達受體，形成翻譯傳播的循環模式。

　　反饋是循環模式區別于線性模式的要素，翻譯傳播效果主要通過受體的反饋體現。受體可以向主體進行直接反饋，也可以通過譯者將反饋內容傳達給主體，譯者在此過程中仍然充當反饋訊息語際轉化者的角色。根據譯者是否處于傳播現場，翻譯傳播可分為現場翻譯傳播和非現場翻譯傳播。一般的口譯傳播活動屬于現場翻譯傳播，而一般的筆譯傳播活動屬于非現場翻譯傳播。現場傳播和非現場傳播中都存在受體的反饋，根據反饋的作用和發生的時間可分為即時反饋和延時反饋，根據反饋的方式又可分為直接反饋和間接反饋。

　　(一)現場翻譯傳播的循環模式

　　在現場翻譯傳播活動中，受體的反饋訊息通過譯者的現場翻譯傳達給主體，主體據此對傳播活動的內容和形式等進行調整，反饋具有即時性和直接性。現場翻譯傳播中受體的反饋對譯者和媒介也產生影響，對譯者的影響尤為明顯。譯者會根據受體的反應做出即時判斷，不斷調整自己的翻譯行為，使訊息傳達更加明晰、順暢，從而實現更好的翻譯傳播效果。這在口譯傳播實踐中很常見， 例如在每年全國兩會期間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答問者與提問者分別承擔著翻譯傳播主體與受體的角色，記者通過提問獲取自己想了解的訊息，答問者根據記者提問回答有關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調整回答的方式和內容，他們的訊息交換往往通過譯者來完成，是一種典型的現場翻譯傳播循環模式。

　　(二)非現場翻譯傳播的循環模式

　　在非現場翻譯傳播的循環模式中，反饋呈現多樣性和交互性的特點。受交流渠道的影響，受體的反饋往往具有滯后性。受體可以直接向主體反饋，也可以通過譯者間接反饋，受體的反饋同樣對譯者和媒介產生影響。比如一本圖書出版后，出版社通常會對圖書銷量、讀者評價等進行調查，根據結果決定是否加印、重新設計和對內容進行修訂。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推出霍金的《時間簡史》中文版受到讀者歡迎后，出版社多次加印，譯者和編輯對內容進行修訂，重新裝幀設計，使該書成為出版社最暢銷的科普類圖書。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還成為中國大陸唯一獲得授權的霍金著作中文版出版機構，接連推出霍金著作17種，帶動了系列科普圖書的熱銷。由此可見，在非現場翻譯傳播活動中，受體的積極反饋，與主體、訊息、譯者、媒介等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有助于提升翻譯傳播的效果。

　　在翻譯傳播活動中，受體與其他要素之間存在廣泛的互動。翻譯傳播活動引入反饋的概念之后，激活了翻譯傳播的循環模式，重點是主體、譯者、媒介和受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影響，以及譯者在此模式中的作用。翻譯傳播過程的循環模式可用于以受體為中心的翻譯傳播活動考察，研究受體的反饋對于翻譯傳播活動各環節和各要素的影響，以及對傳播效果影響的研究。

　　三、系統模式：揭示翻譯傳播活動的系統性及相互之間的影響

　　系統是同類事物按一定的關系組成的整體①。翻譯傳播作為一個整體，常以系統的方式呈現， 是多種翻譯傳播活動相互作用的綜合過程。在翻譯傳播系統中，除了主體、訊息、譯者、媒介、受體之間的互動及相互影響，每個環節也受到諸多相關因素的影響。若將翻譯傳播視為一個大系統，根據標準的不同可分為不同的子系統，各子系統間相互影響。因此，翻譯傳播過程的系統模式可用以解釋整個過程中子系統、各要素及相關因素的互動關系。翻譯傳播過程的系統模式又可分為單一 系統模式和復合系統模式。前者表現為單一翻譯傳播活動中各環節、各要素與影響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后者表現為不同翻譯傳播系統之間、不同翻譯傳播系統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單一系統模式

　　翻譯傳播的單一系統模式是某一翻譯傳播過程中各環節、各要素、其他相關因素及其互動的模式呈現。該模式是在循環模式的基礎上，增加各種影響因素而形成的。在該模式中，除各要素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外，在訊息的選擇和生成環節，還與作者、原始訊息等產生直接或間接的互動關系，進而影響整個翻譯傳播過程。

　　翻譯傳播單一系統模式中，六大要素之間呈現出相互影響制約的關系。主體控制訊息的翻譯傳播過程，與作者、訊息、譯者、受體之間存在廣泛的互動關系。主體對訊息、譯者和媒介具有選擇權，譯者、媒介都受制于主體，共同完成翻譯傳播目的。原語訊息由譯者轉化為譯語訊息，再經過媒介到達受體，訊息在主體、譯者、媒介和受體之間流動。原語訊息的選擇和加工有時受到原作者和原始訊息等因素的影響。影響譯者的主要因素包括主體、作者、媒介以及受體。主體和作者同時影響譯者的譯材選擇、翻譯方法及翻譯效果。譯者在譯材選擇的過程中或主動、或被動，取決于主體和作者的身份及目的。譯者的翻譯方法可能會受到媒介的制約，同時也會直接影響訊息的傳達效果，進而影響受體的接受與反饋。媒介除了對訊息的解碼和編碼以及收集受體反饋外，也受到主體的意志和理念、譯者的翻譯方法以及受體反饋的影響。受體接收訊息后，對主體、訊息、譯者或媒介做出多種形式的反饋，這是翻譯傳播效果的體現。

　　(二)復合系統模式

　　不同翻譯傳播系統之間并非孤立、封閉存在，而是相互交錯并產生影響，這就形成了翻譯傳播過程的復合系統模式，又可分為共時復合系統模式和歷時復合系統模式。前者用以描述某一特定時期不同翻譯傳播系統以及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后者用以描述某一翻譯傳播系統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

　　在共時復合系統模式中，從事翻譯傳播的媒介機構(期刊社、出版社、廣播電視臺、網絡平臺等)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同一媒介機構的不同部門或個體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就某部文學作品的翻譯傳播而言，涉及原著的作者和出版機構、譯者、譯著及其出版機構等，彼此之間涉及版權、內容、形式等問題的協商，不同出版機構之間的相互影響顯而易見。一部圖書的多語種版本翻譯出版中，其采取的翻譯標準、對原文術語的理解、譯名的統一等均存在對其他語種(尤其是英語)借鑒的現象， 因此不同語種的翻譯傳播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和相互影響。

　　在歷時復合系統模式中，不同歷史時期的翻譯傳播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以《墨子》的英譯為例，首個重要英譯本由梅貽寶于1929年完成，后來的伯頓·華茲生(Burton Watson)在重譯該書時， 在譯本的前言中明確寫道從梅貽寶譯本“獲益匪淺”①。其后出版的汪榕培與王宏譯本、李紹?譯本、伊恩·約翰斯頓譯本也都在譯者序中指明參考了之前的各種譯本，有的還指出之前譯本中存在的錯誤，并在新譯本中加以改正。由此可見，在作品的歷時翻譯傳播中，不同翻譯傳播系統之間的影響是較為普遍的，尤其體現在訊息的互文性和傳播效果的累積性上。

　　翻譯傳播過程的系統模式涉及各種環節、要素及相關因素之間的互動，揭示共時性和歷時性翻譯傳播活動之間的相互影響及規律。共時復合系統模式可用于指導某一特定時期不同翻譯傳播活動的比較研究，如不同媒介機構的翻譯傳播活動、不同文本類型的翻譯傳播活動、同一作品在不同語言中的翻譯傳播、不同媒介對翻譯傳播效果的影響等屬于共時研究范疇。歷時復合系統模式可用于指導翻譯傳播史研究，如某部作品翻譯傳播的歷史、主體或翻譯傳播媒介的發展史、讀者期待的演變史等都屬于歷時研究范疇。翻譯傳播過程的系統模式有助于消除翻譯與傳播相分離的誤解，充分展示翻譯與傳播相融合的本質性特征，為翻譯過程研究打開新思路，也可以為作品的重譯研究帶來新啟示。

　　四、社會模式：揭示翻譯傳播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系

　　對上述三種模式的探討是基于翻譯傳播系統內部環節和要素的考察，翻譯傳播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并非在真空中進行，而是受到諸如意識形態、行政管理、社會輿論、民眾心理、市場規則等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社會因素是翻譯傳播語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把翻譯傳播置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即置于人們的社會關系、社交網絡活動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現實中把握其發展與變化。反之，翻譯傳播的過程和效果也會對社會產生反作用。翻譯傳播過程的社會模式就是用來考察各種社會因素在翻譯傳播過程中的作用，以及翻譯傳播的過程和效果對社會的反作用(圖1)。

　　(一)社會因素對翻譯傳播的影響

　　社會因素可以對翻譯傳播的整個過程產生影響，也可以影響其中的某一個(些)環節，具體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首先，影響主體的決策。翻譯傳播主體是活動的發起者，是決定總過程的把關人。其在決定是否發起一個翻譯傳播活動，尤其是在選擇訊息時，必然會考慮以下問題：傳播行為本身能否被譯語社會的意識形態所接受?是否符合政府的相關管理規定?訊息是否符合譯語社會輿論和受體心理的期待?怎樣做才能符合市場規則?因此，社會因素對翻譯傳播主體決策的影響體現得最為明顯。其次，影響譯者的翻譯。譯者是翻譯主體，在翻譯過程中做出的選擇決定翻譯效果，要考慮原語和譯語文化差異和譯語受體的心理期待。根據埃文-佐哈(Even - 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如果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系統中的地位較高，譯者就會傾向于選擇異化策略，更多地保留原作的文化特征;如果翻譯文學在目的語文學系統中處于弱勢地位，譯者則會傾向于選擇歸化策略，使譯文更符合譯語受體的語言和文化習慣①。這些可視為翻譯的外部因素對譯者翻譯傳播活動產生的影響。再次，影響訊息的翻譯傳播方式。社會因素對翻譯傳播方式的影響體現在媒介上。 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特別是自媒體、新媒體、融媒體的出現，各種形態的媒介都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報刊社、出版社、廣播電視臺、網絡平臺等都屬于大眾傳媒，其翻譯傳播活動受國家相關法規制度的約束。同時，不同媒介也會針對不同的受體采取不同的翻譯傳播方式。最后，影響訊息的翻譯傳播效果。翻譯傳播效果主要通過受體反饋來決定，因此社會因素對翻譯傳播效果的影響就體現在對受體的影響上。意識形態、社會輿論及群眾心理等因素對塑造受體的價值觀和審美觀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進而影響受體對訊息的接受和反饋。

　　以清末民初的文學翻譯為例，在梁啟超的號召和帶動下掀起的翻譯歐美政治小說熱潮，與當時中國人民尋求“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梁啟超敏銳地覺察到譯介西方政治小說對啟迪民智、改造社會的作用和意義。他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極力宣傳歐美政治小說的社會功能， 創辦報刊，并身體力行進行翻譯實踐，使翻譯政治小說成為晚清翻譯的熱點。其本意雖然是利用小說達到政治變革的目的，但客觀上提高了小說翻譯的價值，同時也提高了小說的文學地位②。在此過程中，社會因素對翻譯傳播的影響可見一斑。梁啟超作為傳播主體在選擇譯介西方政治小說時， 受到其富國強民思想的極大影響，其創辦的報刊及發表的文章和譯作，極大地推動了政治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傳播。跟隨其后的譯者不僅獲得報酬，還提升了社會地位，將翻譯與國家民族命運聯系在了一起，在當時的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也帶動了其他小說類型的引進翻譯。該翻譯熱潮也被視為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開端的標志之一，在晚清特殊的歷史背景催生下，中國翻譯文學的大幕徐徐拉開。

　　(二)翻譯傳播對社會的影響

　　翻譯傳播過程一方面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同時也對社會產生反作用。翻譯傳播也同樣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對原語社會和譯語社會都會產生影響。翻譯文學在東西方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對自身的文學系統和社會產生重要影響。中國現代的詩歌翻譯傳統是在五四時期的新詩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大量的西方詩歌被譯成漢語白話自由體詩，呈現出反詩學的傾向，并在詩歌形式架構和思想內容上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使自由體詩在近百年的詩歌創作史上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當代，中國網絡文學通過翻譯在海外網站流行，獲得讀者追捧，這種現象代表中國網絡文學對海外讀者的吸引力，引起了國內文學界的關注和研究③。同時， 國外讀者通過閱讀中國文學譯作，加深對中國歷史與現狀的了解，也有助于塑造讀者心中的“中國形象”。微觀上，翻譯傳播對譯語的文學系統結構帶來影響，豐富其文學形態;中觀上，翻譯傳播影響譯語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領域;宏觀上，翻譯傳播能夠促進文化交流與文化傳承。

　　翻譯傳播過程的社會模式揭示翻譯傳播受到政府、輿論、民眾心理、社會習俗等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揭示翻譯傳播對社會的反作用，給翻譯傳播的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該模式為研究翻譯傳播活動與社會的相互影響提供了理論闡釋空間和實踐操作規范。歷史上不同階段的翻譯傳播活動都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運用歷時研究可以分析不同階段的翻譯傳播活動與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以探討社會因素對某一具體翻譯傳播活動的影響以及該翻譯傳播活動帶來的社會影響，進而發現存在的普遍規律，為翻譯傳播實踐提供參考與借鑒。

　　五、結語

　　翻譯傳播過程的四種模式由簡單到復雜、由抽象到具體，逐步深入地形成了自成一體又相互聯動的理論架構。線性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基礎，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呈現了翻譯過程中的主要環節和基本要素，是翻譯傳播過程的基本模式。循環模式加入翻譯受體的反饋，強調訊息的循環流動，是以受體為中心的模式。系統模式將翻譯傳播活動視為獨立運行的系統，是系統內部以及系統之間各種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社會模式強調翻譯傳播活動與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將翻譯行為置于翻譯傳播的全過程，能夠為翻譯傳播現象提供新的解釋，有助于為翻譯學與傳播學中或模糊不清、或受到忽視的領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進而形成翻譯傳播學的過程理論。

　　翻譯傳播過程的四種模式給研究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首先，中華文化“走出去”以跨語言的翻譯傳播為主，需借助翻譯才能完成，因此必須遵循翻譯傳播的規律。其次，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取決于翻譯傳播全過程，并非取決于某一個環節，要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就要注重傳播過程中各個要素之間的充分互動。再次，中華文化“走出去”要注重圖書、報刊、廣播、電視及互聯網等各種共時性翻譯傳播活動之間的相互影響，還要注重歷時性翻譯傳播活動的影響。 最后，中華文化“走出去”需要研究其傳播環境，尤其需要研究所面對的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傳播障礙。唯有深入了解傳播障礙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突破傳播障礙的策略，加快構建起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良好形象，中華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走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