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人學基礎

　　“人類命運共同體”蘊涵著濃厚的馬克思人學思想，是以馬克思人學思想為基礎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這一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現實的人”為實踐主體，從人的類存在出發，落腳于人的需要，最終追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深入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人學基礎，有利于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深化對其的認知和實踐。

　　《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的時代，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已經融入“世界歷史”的大勢是不可逆轉的，世界各國同中國一樣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全球性問題，為了解決好這一問題，習近平同志站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高度，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此方案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支持。從哲學的角度對此理念進行深入理解，解剖其深層次的哲學根據，為促進世界各國人民對此理念的自覺踐行提供理論支撐，同時這也是哲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深刻反思“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議題，而從馬克思人學角度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世界的對話與融合提供重要的理論增長點。本文主要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人學基礎，意在以一個特殊的視角推動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

　　一、“現實的人”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主體

　　“現實的人”是馬克思人學思想中實踐的主體，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主體。“現實的人”被費爾巴哈用來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抽象的人”。但費爾巴哈一直停滯在“抽象的人”上。馬克思在對其批判和承續后加以利用了這一概念。第一，“現實的人”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1]，這是“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第二，“現實的人”有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從事一定的活動。馬克思認為“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它決定一切其他活動，如腦力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1]。第三，“現實的人”是歷史中的人。人的實踐是具有歷史性的，所以作為實踐主體的人也應該是歷史性的。人存在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的活動都屬于自發或不自發地創造歷史。第四，“現實的人”是處在某種社會關系之中的人，他們的活動不是孤立的沒有聯動的純個人行為，而應該是一種社會行為，他們相互聯系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即具有明顯的社會特征。也就是說這樣的人既被社會所規定，又可以能動地改造社會，而且具備這項功能的是每一個“現實的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2]。也即是說“現實的人”既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前提，又是其前進的推動力。所以，要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應該去依靠每一個“現實的人”。如果不依靠“現實的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會成為懸在空中的存在。因為不依賴“現實的人”就意味著不依賴物質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它將一直處于意識狀態，無法轉化為物質。這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自然不具有說服力，那提出它的意義自然變得蕩然無存。從“現實的人”出發，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抽象概念到具體實踐的方法。所以，為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的意義，必須將其轉化為物質的，那就必須要依靠物質的人即“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唯一的實踐主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使人成為“現實的人”的社會基礎。

　　二、 “人的類存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出發點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的共同體。“人的類存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出發點，它是要喚醒有生命的人的自由自覺存在的類意識。

　　馬克思在分析人的時候，首先是將人規定為區別于動物或其他的“類”，然后才去考慮人的特性。他曾指出：“人是類存在物……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也就是說，是將人從具體中抽象出來，作為一個整體。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往前追溯的越多，個體就越不獨立，個體特性就越模糊，而人體現出來的特性更多地偏向群體的類特征。可見，馬克思最開始研究人就是從人的類特征開始的。馬克思指出人之為人的共同的特征：第一，類的共同性。人之所以能從動物和其他東西中精準地識別出人自己就是因為人具有這個人獨有的類的質。這個質就是人自由而有意識地從事生產勞動，馬克思指出：“生命活動的性質包含著一個物種的全部特征、它的類特征，而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征”[3]。這個質將世界對象化，它將自在的世界改造成人類世界，而參與這個活動的是擁有這個共同體的質的所有人。第二，自由平等性。人所具有的質既然是共同的，那其內容也必為所有人或每個人共有，而每個人在實現它的時候應該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受其他人制約，也不能去限制其他人實現他們的質。第三，聯合性。人類不是數學上的“1+1=2”，而是“1+1>2”，不是個體和群體的直接相加，而是個體和群體的有機融合，相互之間形成了合力和協同作用，形成了一個新整體和統一體，具有聯合性。出于這個原因，社會呈現出復雜多樣的局面。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體就是強調人與人的聯合，而不是人與人，人與共同體的對立。第四，永恒性。人類是一個永恒的概念，在人類歷史上消失的是特定時代的人，但其后人一代代地存在，并且不斷地進步，不斷地為人類的質添加新的時代內容，在這層意義上，人類是永恒的、至上的。馬克思將其總結為：“歷史不過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是一個自我不斷誕生和創造的過程”[1]。

　　“人的類存”在有其基本內容。首先，要承認人的關系的共通性，人和人發生關系的必然性，人必然將人自身作為自己關系的對象之一。也就是說，人既把自然當作自身的對象，也將自己本身作為關系的對象。人不單因自然而存在，同時也因自己本身而存在。其次，“人的類存”在內含人的“類意識”，即人將自身看作類存在并將類當作自身對象的關鍵點，在現實的人與人的關系之中，人通過他人意識到自己，意識到自己和他人共同屬于同一個類，都具有人的類特性，意識到自己是人類中的一員，意識到自身是區別于動物和自然的人的存在物，是“為自己本身而存在著的存在物，因而是類的存在物。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人才是類的存在物”[1]。人的類存在體現了自由而有意識的生產實踐，即人的類本質(勞動)。正因為人是有意識的，人才能夠認識自己本身，認識自身的現實生活和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命活動，人才能自由而有意識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實踐活動，人才能去改造世界。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1]。 　　 “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人的“類存在”作為出發點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是肯定人類價值的根據。人的類特性是區別與動物并高于動物、能促進自身發展的特性，它的實現正是人之為人而優于動物的價值所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表達的就是這層含義。第二，是批判當今國際社會中非人現象的根據。人的類特性是人應該是什么樣的理想狀態和價值標準，是同人的動物特性和危害人的社會狀況相對立的，是駁斥非人性的現象的理論根據。“從而也歸結為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1]。第三，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的根據。在處理國際關系中重視人類的共同性，尊重每個國家和人民對合作共贏的要求，滿足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第四，是共產主義展望的一個根據。共產主義要求人性的綻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人的類存在只有在這樣程度的社會中才能變成實際的，探討人類未來發展的問題，必須從人的類存在出發。

　　三、 “實現人的需要”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追求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性有四點：自然本性、精神本性、勞動本性和社會本性。但若從形式和邏輯的次序來看，最基礎的本性是與人的物理身體直接相關的自然本性，而在人的自然本性中，人的需要是最為主要的。其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人們想要建立一個社會的原因是個人的自然性受到限制，孤單的個人不可能通過自己獨自的活動得到足夠自身肉體延續和發展的物質資料，為了生存和發展，人需要與他人合作，形成一個社會。人必須勞動的原因就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自然需要。至于人的精神，也就是依附和服務于人的自然需要的。馬克思指出：人們的肉體組織和需要制約著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決定著他們的物質生產即勞動，也決定著人們之間的物質聯系和社會關系。第二，人是自然的人，自然就是人的“樂園”。人通過肉體、感覺和需要與自然保持不可分割的聯系。而這種聯系對于人來說是其本性所固有的，是為人所需要的，它決定人的行為活動，是制約所有人類行為的基質。當人們離開他們的需求時，人們就什么都不是，人的行為也將無道理可言。

　　如果將人的需要放在生產勞動的過程中來探討，那可以將其分為兩個方面的需要。一個是必須滿足的肉體生存的需求，另一個是在滿足生存需求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新需求”。一個人的自然身體的需要取決于人的生理組織對用以維持其生命的生活資料(吃、住等)的需要，它是人最感性的直接了當的需求，而“新需要”則是指人成為社會性的人后，在社會性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并且它會不斷地增加新內容，它是保障人類進步發展的社會性需要。

　　人的這兩種需要具有不同的意義。人的物理肉體的需要是人類生產的動力或內在基礎。馬克思指出，“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肉體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物質生活本身也是人們為了生活而必須每天進行的歷史活動[3]”。除了作為人類生產勞動的新動力之外，人類的“新需要”也表達和體現著人類的本質(生產勞動)。 原因如下：第一，生產活動是實現人的需要的手段，換句話說，人為了得到自己所需之物，其最直接了當的手段就是自己生產。在這種情況下，人能夠生產什么決定著人能夠有怎樣的需要，也即表明了人的生產水平決定了人的需求水平。由此便導致了一個結果：人的需要能夠反射出人的生產，直觀映射著人的生產水平。人的需要水平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和印證了人本質的狀況。第二，人的需要不僅是人的生產活動的創造力的源泉，而且使他們的活動受到社會的束縛。這就造成人既可以主動地創造和生產，又是被動的社會存在物。在馬克思看來，人的需要一方面使人具有力量，使其獲得稟賦和能力，使其形成欲望或情欲，而欲望或情欲又是致使人能積極能動地活動和強烈地追求自我的對象的根本力量，因此，人才成為能動的、主體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滿足需要的方式和現狀又令人感覺到人是被動的受限制的存在。換句話說，這使他感覺到他的需要實際上受到外部對象的制約，表現為被動的客觀的存在。第三，人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外部自然的改造以及在改造活動中發生的聯系，即構成的某種社會關系。為了滿足人的需要，人必定要進行一定的生產實踐活動，而生產實踐活動的進行需要依靠一定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指出：“他們的需要……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彼此聯系起來了”[1]。第四，“現實的人”的需要不僅反映其生產勞動的情況，還反映了其社會關系的情況。人的需要最初靠生產活動來實現，生產是一種直接的手段，是人實現自身需求最直接的途徑。這樣，人的生產勞動如何，人的需要也就如何，即人的生產勞動的狀況決定著人的需要的狀況。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類需求的情況可以反映人類生產和勞動的性質和水平。不僅如此，人的需要由于受社會關系情況的限制，社會關系的情況同樣可以通過人的需要被體現出來。比如，當人的需要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它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也必然具有利己的、粗鄙的狹隘性質;當人的需要是以實現人的本質為目的時，那它所展現的社會關系是全面的屬人性質。

　　人的需要即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追求。為了滿足人的需要，世界越走越近，各國人民越來越親，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為了解決全球性難題，世界各國只有回歸到從人的本性出發，才能在外交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

　　人的需要的層次很多，但首先是物質生存需要，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追求。物質生存需要是人類存在和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只有有效滿足人的物質需要，人才能持續存在，才可能談及人類的未來發展。“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的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1]因此，物質生存需要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最核心的追求之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必須站在富裕而充沛的“物質條件的肩膀”上，必須建立在人類整體經濟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現階段，只有促進本國和帶動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率，促進科技創新，創造更多物質財富才能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追求。 　　 其次，是人的思想文化需求，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追求。人的本性既有自然的本性，也有精神本性，自然本性決定了人需要物質資料，而精神本性決定了人需要精神。人優于動物的根本就在于人有思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區別人與動物的重要標志是人有精神文化需要。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人的精神需求出現了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發展態勢。由此，如何更好的在滿足本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時兼顧滿足其他國家人民的需求已經成為一項亟待完成的任務。高質量地實現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意。物質稀缺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虛無也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豐富物質生活，充實精神生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高度關注人的精神需要和利益訴求，必須盡最大努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文化利益。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四、 “人的全面的發展”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終極價值旨歸

　　人的發展問題始終是馬克思聚焦的中心問題，是馬克思人學的要旨。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在全面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弄清人在資本主義下的現實情況和發展狀況之后，馬克思提出人的發展應該是自由的，其內容應該是全面的。馬克思認為，私有制下人的發展是受限制的，人的發展范圍被停留在充當機器工具的附件和生產手段之中，此外的發展是不被允許的，人的發展是一種不自愿、不自覺、不自主的發展，這完全是用犧牲個人的發展來保證和實現人類的發展。馬克思在認識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后提出，人的發展應該是沒有限制的，人的發展是一個過程，它是一個日益充分的過程，隨著人的目標的實現，它的內容也會有新的增加和改變，所以人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全面的過程。馬克思指出人要全面發展的東西是人的根本的東西，“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2]，即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發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人的勞動及其能力的全面發展、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以及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對于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3]，也就是說要想實現人的本質的發展就得推翻私有制，就得將人從壓迫下解放出來，就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在自由人的聯合體下才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也就是說“真正的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價值旨歸就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在新一輪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潮流下，人類社會向何處去，這是習總書記提出的時代之問，他所給出的答案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總書記曾對現實狀況作出明確判斷：“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4]。這句話言簡意賅地道出，當今世界仍然處在馬克思所說的“虛假的共同體”階段，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依舊沒有解決，資本邏輯對人的奴役依舊在進行當中，實現“真正共同體”的道路依舊很長。時代的本質沒有變，人們對于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沒有變，人們希望實現全面發展的目的更沒有變。人的發展在新時代有新特征、新內容，要實現這些新內容，就得在與之相對應的共同體中才能實現，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為此提出的。它是實現“真正的共同體”的過渡，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時代內容的載體。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為了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而產生的創新和過渡，其最終目的更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綜上所述，“人類命運共同體”蘊涵著深厚的馬克思人學思想，是以馬克思人學思想為基礎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這一思想。首先，馬克思人學思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論之基。馬克思人學思想中所蘊涵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確立和完善提供基本遵循。“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現實的人”為實踐主體，從人的類存在出發，落腳于人的需要，最終追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可以說，它處處滲透著濃厚的馬克思人學思想。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新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馬克思人學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時代的一項突破性理論創新，這一理念緊密結合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的客觀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治理新方案、新思路、新價值，創新和推動了馬克思人學思想的時代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人學思想的運用和發展進入了新境界。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23+74+80+96+131+514.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23+128+392.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119.

　　[4] 習近平.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414.

　　[5] 韓慶祥.現實邏輯中的人[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6] 袁貴仁.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