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韓鳳武 單位：黑龍江省建邊農場

近年來，有種流行的觀點為，新形勢下應當對我國農業實行保護政策，并列舉了農業保護政策必要性的若干理由，如降低糧食禁運的風險、增加農民收入、穩定社會秩序等。更極端的是某些專家依據我國以及全球糧食形勢的極端分析，預言我國因大量谷物的進口會給世界造成饑荒，從而給世界食物貿易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增強我國對外部的依賴性，削弱我國獨立自主能力，甚至嚴重危及國防安全。因此，在這些人看來，農業保護政策勢在必行。但筆者認為首先應當明確區分“農業保護”的含義，一種含義具有褒義的色彩，如保護耕地資源，保護農民抵制亂收費的權益等;另一種含義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農業保護政策。這里的保護是針對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而言的，即通過政府的國內價格干預和邊境控制手段，替代和扭曲市場機制的作用，以達到刺激國內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產量，向農業人口轉移收入的目標。前者是正當合理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此沒有理論上的分歧，問題在于如何有效實行，后者成為經濟學極為關注的嚴重課題。本文就經濟學意義上的農業保護政策談一些個人看法。

從國際角度，我們應看到世界糧食市場長期具有買方市場性質，主要出口國面臨保持和擴大出口市場份額的競爭壓力。由于不同來源的同類糧食存在近乎完全的可替代性，不同品種的糧食之間也有較強的可互換性，限制某國商業性糧食進口面臨難以超越的困難。另外，隨著一些農業協議鑒定，農業自由化問題已進入世界貿易多邊談判議事日程。因此，糧食禁運風險不足以成為農業保護政策的有力支撐點。其次，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特征可概括為人均可耕地資源與資本短缺及勞動力資源豐裕，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效率損失。

但我們也要看到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谷物進口顯著上升，其他若干高附加值食物（蔬菜、肉類等）出口量也大幅度增長，形成食物交換規模不斷擴大的局面。這些食物生產有些不需要可耕地作為投入要素，或僅僅需要土質、肥力、灌溉條件較差的邊際可耕地的生產活動。有些較谷物生產能密集地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活動，有些較多利用農閑季節剩余勞動的生產活動，因此上述食物生產具有比較優勢或競爭力。如果我國農業政策不突出效率目標，制訂以食物交換食物的政策，充分利用我國農業資源的比較優勢，而片面通過農業保護謀求自給自足的政策，顯然要承擔機會成本或效率損失。保護價格還會導致糧食和農產品國內價格高于世界市場價格，從而使消費者剩余大幅度減少。

同時更應看到農業保護政策經濟代價巨大，遠遠超過其成效。國外實施農業保護政策大都是在工業化水平較高，農業人口降至總人口較小比例時發生的，多數人保護少數人困難小，比較容易實現。我國現今以及今后相當長時期，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較大部分，少數人保護多數人困難較大，更難實現。而且農業保護政策支出具有追加性特點，一次性保護是不夠的。為了找平農業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與收入平均價不斷擴大的差距，需要不斷擴大保護的程度，從而使農業保護政策表現出成本不斷增大的追加性特點。因此農業保護政策是發達國家才有能力實施的政策，我國現階段的國力還不宜實行這個政策。

雖然農業保護政策無不以提高農民收入為口號，但在我國實施農業保護政策未必真正代表農民利益。會造成面臨困難時，農民僅會依靠政策，而不是關注國際市場行情，努力使自己的生產經營決策盡可能符合市場變動走勢。這種政策使農民得到短期利益的同時，也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對市場變動的反應和調節能力，經營素質下降。從長期來看，這對他們是不利的。

另外，我國還有自己的國情，不同于發達國家。我國市場經濟還不發達，法規以及社會對行政部門的監督還不健全，如通過政府大范圍行政干預措施實行保護政策，會引發大量徇私舞弊問題。結果很可能是國家花費了大量納稅人錢財，卻未能給農民多少真正實惠，而是大量流失在中間環節。除以上問題外，補貼出口和限制進口引起貿易摩擦，不利于世界貿易自由化順利進展。因而從我國經濟的根本利益出發，不宜實行農業保護政策。但這并不等于政府無為而治，放任自流。而應當合理界定政府活動范圍，致力于農業科研和教育，保護產權關系等。當務之急是對現行糧食流通“雙軌制”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