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星1 林慧卿1 葛欣2 李玉峰2 作者單位：1.恩澤醫療中心( 集團) 臺州市中心醫院兒科 2.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兒科

兒童焦慮性情緒障礙篩查：入選對象均需填寫兒童焦慮性情緒障礙(SCARED)篩查表［4］。SCARED用于評價兒童焦慮心理狀況。共41個項目、5個因子(軀體化/驚恐、學校恐怖、廣泛性焦慮、社交恐怖、分離性焦慮)和3個分級(沒有=0分;有時有=1分;經常有=2分)。量表總分＞23分(全國常模劃界分)為存在焦慮狀態。得分越高，焦慮越嚴重。SCARED全國城市常模對焦慮癥性障礙診斷的靈敏度為0．74，特異度為0．79。

兒童抑郁自評量表：入選對象要求填寫兒童抑郁自評量表(DSRSC)［5］。DSRSC用于評價兒童抑郁心理狀況。共18個項目和3個分級(沒有=0分;有時有=1分;經常有=2分)。量表總分≥15分為存在抑郁狀態。得分越高，抑郁越嚴重。DSRSC對抑郁障礙診斷的靈敏度為0．86，特異度為0．82。

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值±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及構成比表示。各組之間的變化值均符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故兩樣本間計量資料的比較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用χ2檢驗;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法評估焦慮或抑郁心理與神經性尿頻的關系。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1兩組一般情況比較

兩組在年齡、性別構成、家庭收入、單親/雙親和學習成績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病例組焦慮或抑郁心理檢出率

病例組中，86例患兒存在焦慮，占63．2%;72例患兒存在抑郁，占52．9%。對照組6例兒童存在焦慮，占4．4%;3例兒童存在抑郁，占2．2%。病例組焦慮和抑郁檢出率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3兩組SCARED和DSRSC評分的單因素分析

病例組SCARED總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P＜0．01)，且病例組SCARED各因子評分也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病例組DSRSC評分亦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4兩組SCARED和DSRSC評分的多因素分析

以神經性尿頻為應變量，以焦慮和抑郁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SCARED評分＞23分者(即存在焦慮)神經性尿頻發病風險為SCARED評分≤23分者的1．224倍;DSRSC評分≥15分者(即存在抑郁)神經性尿頻發病風險為DSRSC評分＜15分者的1．148倍。見表3。

討論

神經性尿頻指非感染性尿頻尿急，是兒科一個獨立的疾病，患兒年齡一般在2～11歲，多發生在學齡前兒童，其發病特點為尿頻，每2～10min排尿1次，患兒尿急，較小患兒經常為此尿濕褲子，可繼發尿路感染或陰部濕疹。神經性尿頻患兒并無器質性病變，誘發本病的主要原因可能為:一方面是小兒大腦皮層發育尚不夠完善，對脊髓初級排尿中樞的抑制功能較差，容易受外界不良刺激的影響而出現障礙［6］，另一方面是孩子生活中一些引起精神緊張、對精神狀態造成不良刺激的因素導致排尿抑制功能發生障礙［7］，結果表現出小便次數增多。

本研究發現，神經性尿頻患兒焦慮(63．2%)、抑郁(52．9%)患病率顯著高于健康兒童，提示神經性尿頻患兒處于焦慮或抑郁狀況。進一步分析發現，神經性尿頻患兒焦慮和抑郁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提示焦慮和抑郁心理可能為神經性尿頻的發病原因。病例組SCARED各因子評分也顯著高于對照組，提示誘發神經性尿頻發生的焦慮表現是多方面的，或表現為軀體，或表現為社交恐怖，或表現為分離性焦慮等。進一步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SCARED評分＞23分者(即存在焦慮)神經性尿頻發病風險為SCARED評分≤23分者的1．224倍;DSRSC評分≥15分者(即存在抑郁)神經性尿頻發病風險為DSRSC評分＜15分者的1．148倍，提示焦慮和抑郁是神經性尿頻的重要病因。這是本研究的創新之處，雖然既往很多研究認為精神因素可能參與神經性尿頻的發生，但尚未見探討焦慮或抑郁狀態與神經性尿頻關系的報道。如綦秀貞等［2］采用心理干預聯合山莨菪堿治療80例小兒神經性尿頻患者，表明心理干預可增加療效，認為心理因素為神經性尿頻發病的重要原因。逢明梅等［8］通過心理治療聯合牛磺酸顆粒與單用牛磺酸顆粒對比，表明加用心理治療療效更佳，作者認為心理問題為小兒神經性尿頻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只是兩個研究中心的結果，病例數尚不多，也無進一步心理干預結果，故尚存在不足。但至少明確提示，焦慮和抑郁心理參與神經性尿頻的發病，在治療過程中積極進行心理干預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