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周氏兄弟故鄉紹興的風土民俗的注目同時也就內在透視和更加深了對二周的精神風土的理解。木山英雄寫道:“說到魯迅其人的鄉土意識，這里首先要指出:終生抱有如寡言而全力實行，或者徹底到敵我俱滅的復仇等等與追求再生的老大文明之生機相關的理念，將這些探求到民族精神之神話傳說的古層(傳統的深層———譯者)而意識化和加以表現，作為這樣一位作家，他對于與治水的神話英雄大禹有關的會稽山麓，和‘臥薪嘗膽’十年，最后滅了宿敵吳國的古越的復仇立國發端而來的紹興地方傳統，是有著相當的自覺的。”〔2〕(P379)

其實，不僅是對周氏兄弟故鄉是這樣的，對于與傳統淵源深厚的中國古典舊詩，也抱著同樣濃厚的興趣。1996年，木山英雄借來北京日本學中心任職的機會，多方走訪在京文人學者中熱心舊體詩寫作的名人，又廣泛搜集各種版式(公開、自費出版，乃至私家版等)的舊詩集，展開了有關“文革”后出版的中國舊體詩的研究。從1994年至2002年，木山英雄共發表了十篇談舊體詩的連載文章(其中涉及到聶甘弩、胡風、舒蕪、楊憲益、黃苗子、荒蕪、啟功、鄭超麟、李銳、楊帆、潘漢年、毛澤東等)，主要涉及80年代以來出版的舊詩集。古典詩詞具有著抒情言志的悠久傳統，所以，木山英雄關注“文革”后的舊體詩，“與其說單單在于這種文學樣式異常的死灰復燃，不如說有更深刻的思想史原因。那就是要從另一個視角另一種學術方式，進入那個他不懈思索的孕育了魯迅、周作人的現代中國歷史，并對自己所曾經憧憬過的革命中國的復雜歷程做出回顧和總結?！薄?〕(P402)同時，另一個方面，也體現出木山英雄對古典詩詞和文學的特殊的情懷。他寫道:“當時我受到聶紺弩等人所作舊詩的很大刺激，感到有加強處理這個問題的理論武裝，或者說自我正當化的必要，總之，是某種思想準備之必要。就是說，在由于政治強力干涉而公開的一切表現手段都被剝奪了的情況下，于個人素養上僅有一點聯系的舊文學形式卻得以重新發揮力量。”〔1〕顯而易見，對傳統舊詩有如此的興趣，實際上也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學的修養密不可分。

在《北京苦住庵記》第五章“流水斜陽太有情”，木山英雄引錄了《知堂回想錄》中的三首打油詩，尤其是對第一首“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作了精辟透徹的解說。表面上看，這首詩“一面將與和議派的秦檜有個人宿怨關系的慷慨詩人的纏綿和對前妻的思念之情詩引入詩中，一面點出與夏王朝創始人大禹之像曾安放于其中故而聞名的該廢寺以及與情詩有緣的沈園，再加上‘流水斜陽’之頹敗感，表達了淪陷中對鄉土故國的思念”。木山英雄認為，要點在結句的“太有情”上。木山考證，“‘有情’一語出自晉之風流才子衛玠避亂南方途中身心憔悴欲渡長江，見其‘茫茫’之勢百感交加于胸中而慨嘆‘茍未免有情，復誰能遣此’的故事(《世說新語•言語》)”，繼而認為:“而‘太’字于知性機制下更使詠嘆轉向內心。”〔3〕(P85)木山英雄進一步提到，在寫于1939年的隨筆《禹跡寺》中，周作人也引用了這首詩，并寫道:“今年一月中寄示南中友人匏瓜廠主人，承賜和詩，其末二聯云，斜陽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這未免是我們的缺點，但是這一點或者也正是禹的遺跡乎”，木山英雄就此指出:“所謂‘禹的遺跡’乃是指與儒家味十足的堯、舜有別的圣人禹，其包括治水傳說在內的具體而讓人感到親切的實踐躬行事跡，周作人在文中對此表達了深深的敬慕之情。”聯系到困居上海的北大的舊同事沈尹默以詩傳達的忠告，木山認為:“仿佛相當準確地觸動了周作人的心事?！薄?〕(P86)沈尹默的原詩是:一飯一茶過一生，尚于何處欠分明。斜陽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周作人以為“指點得很是不錯”。年底，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接著引用兩天后的日記，這樣寫道:“下午得李炎華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歿，終日不渝。前作詩云，流水斜陽太有情。不能如有財有令譽者之擺脫，正是自討苦吃，但亦不能改耳?！睂⒁陨蠋追矫媛撓灯饋?，木山英雄認為:周作人“他所欲描畫的與其說是‘禹的遺跡’，不如說更在于孔子的‘生活之藝術’，這一點毋庸置疑?！痹倜鞔_地說:“正如有關禹跡寺的詩可以作為包括如此思想性的東西來閱讀那樣，既然作者本人這樣要求，這首詩的慨嘆乃發自欲參與臨時政府的自覺，當無可置疑。這中間的消息，不免顯示出他一面保全了自己的體面，一面不斷后退的文弱之士的虛榮，然而，這恐怕是看錯了他自己所承擔之位置的一種觀點吧。”〔3〕(P86—87)論證絲絲入扣，理解也是句句在理，且不說這一分析的結論是否與事實相合，但就上述的對其舊詩的分析與感悟，分明展示出木山的舊學功底和古典素養。也正因此，木山的解讀，受到了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與古典傳統關系研究的陳平原的高度贊揚，他深有感觸地指出:“這與作者的舊體詩修養深大有關系。現在國內外不少學者對新文學家的舊學(包括舊詩)感興趣，但因自身學術素養的限制，說得不到位。選擇了‘現代性中的古典’這樣的好題目，可實際操作中往往力不從心。而木山英雄先生對二十世紀中國的舊體詩詞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還從事過專門研究，這種學養很少人能夠企及。”

中國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系問題，作為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從王瑤起，歷來就被關注。在被視為經典性的代表作《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一文中，王瑤探討了魯迅全部創作所浸潤的中國古典文學的滋養與其創作特色和藝術風格的重要關系，著重突出了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接受，他指出:魯迅“一方面固然引導無情地抨擊舊文化中的消極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向傳統歷史中探索那些積極的因素”?！?〕(P35)他認為，魯迅從少年起就從未間斷接觸了很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除了里面所孕藏著的思想內容外，自然也得到了許多藝術上的感受，也吸取了很多藝術表現方法，當然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加以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并形成了魯迅的創作特色和藝術風格。王瑤認為:“魯迅作品的風格特色是與‘魏晉文章’有其一脈相承之處的，特別是他那些帶有議論性質的的雜文”。并且認為，魯迅接近魏晉文學，又是與章太炎有關的。他強調指出:“魯迅不只通過章太炎的‘戰斗的文章’接觸了魏晉文章的筆調風格，啟發了他以后研究魏晉文學的志趣，而且對于章氏的這些意見他也是基本上同意的，因而也直接影響到了他自己的創作風格?！薄?〕(P41)不同于王瑤單純從積極的方面考察魯迅與古典文學的關系，木山英雄對魯迅與傳統關系的理解視野更為寬廣，挖掘得更為精深。

木山英雄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有著如此濃厚的興趣和獨到的理解，更深刻的是看到了在這個國度里傳統文化的巨大重壓和潛在影響，他指出:“亦不能忽視中國革命之內部與外部的敵對者不斷以這個傳統的陋習為反動的立腳點，反而強化了這種批判的的持續不斷。就是說，革命之風云激蕩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面與老大文明自身陋習斗爭，一面穩步地試圖實現其轉化的過程?！薄?〕(P98)他注意到魯迅和周作人本身與傳統復雜的精神聯系，認為，魯迅始終與傳統保持一種對立的批判抵抗關系，在中國歷史的巨變過程中，作為“一介文人的魯迅”“在這種歷史大轉折的精神關口上得以經受住考驗，無疑在于他對傳統的批判抵抗是根本性的和竭盡全力的”?！?〕(P98)但是，魯迅絕不是虛無的態度，他在引述了魯迅在30年代關于傳統的話語后，認為:“魯迅30年代的發言，與面對傳統置以‘一切還是無的’的‘五四’時候決然對立的態度，當然有著語調的變化，但‘抵抗’、‘對立’、‘蛻化’、‘偏向’等觀點卻一向不肯動搖?！薄?〕(P99)與此相對，在木山英雄看來，對于五四時期的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和主張全盤西化，周作人“早已聰明地注意到這種文化批判所孕育著的枯竭之危險的”，他認為，“在周作人那里，最終的達到點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表現為‘國粹，或云現代化的中國固有精神’(《藥味集•序》，1942)的?！薄?〕(P100)那么，這個中國的傳統或者固有精神意味著什么呢?木山英雄看問題很透徹和深刻，他認為中國傳統并不在諸如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或語言上的古文“這些可見有形的地方發揮作用的”，木山英雄認為:“儒教不僅僅包括孔子思想，還包括正統的思維與體制的凝縮，古文也不僅僅局限在語言，同時還是(正統思維和體制的———譯者)世無比肩的文飾基礎?！薄?〕(P100)

木山英雄把諸子看作是體現了儒教的具體層面，換言之，是儒教的具體體現，所以，更容易對人和生活產生更為直接和潛移默化的影響，構成一種傳統。他說;“在諸子那里，中國這個民族的固有思想方法和處世法之可能的形態得到了相當自由的展開。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即使在狂濤般的歐化風行之際，諸子的思想方法和處世法在新的知識分子身上，至少是作為比喻的材料，依然經得住考驗而成了活的遺產?！薄?〕(P100)表現在魯迅身上，木山英雄認為，“魯迅對孔子其人和儒家作風幾乎帶著近于發自性情上的厭惡情緒?！薄?〕(P105)他指出:“過了四十歲的魯迅自己斗爭的這種前傾姿態，本來便缺乏持續的契機。雖像自我似地噴發出來，然而，同時也伴隨著自己對于這種‘毒氣’、‘鬼氣’的憎惡與對所愛者的顧忌，總無法在自我意識上得到完結?！薄?〕(P110)同時，木山英雄認為:魯迅說的“隨便”和“峻急”那種對句性的表現背后，很難想象會有弟弟那樣的韜晦的意味，“曾經于西歐的‘精神’里引起強烈共振的他，心中之國粹乃至青春都不復存在，他的自我最終和那個未接受此‘精神’的中國之黑暗相互纏繞在一起，未能像弟弟那樣獲得拯救?！薄?〕(P109)當然，周作人也感到了自身的矛盾性，如木山英雄指出那樣:“很早，在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中的一員還不到幾年的時候，弟弟周作人就對一般還沒有擺脫概念的抽象性的新文學感到啟蒙的必要，關注作為文學個性化之源泉的‘地方’，而講到‘近三百年來’浙東文人‘如名士清淡’的‘飄逸’和‘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這樣兩種流向(《地方與文藝》，1923)。那時，講這番話的周作人無疑自覺到這種風土氣質的兩面分別在自己和乃兄的內部是有一些的，而以杰出的比喻所作的分析至今富有啟發意義。這又和魯迅所述因中了莊子韓非之‘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寫在〈墳〉后面》，1926)這種自覺非常吻合?！薄?〕(P379)但是，和魯迅說的“隨便”和“峻急”“意思有相當的不同”，如果說魯迅是對立的兩極，周作人是調和統一的對立。按照木山英雄的說法，就是:“周作人所謂的兩個自己，是他對于自己的意識及自我的韜晦態度，清醒的自我統攝、駕御，甚至分而利用兩個自己的機能，而保護自己免受艱難的外界之侵擾?？梢哉f，這終歸是決計作為個人而活下去的個人主義，……。這是試圖置身于動蕩的歷史之岸邊而安身立命的周作人的‘聰明的韜晦法’。不幸的是，在日本軍占領下的北平，他被要求出來擔當傀儡政權的要職，然而‘儒家’這套堅固的盔甲所保護著的他那‘靈魂’，即使在‘漢奸’的污名之下也不見受到致命損傷的痕跡，使他得以淡淡而不倦地談論屬于人事中的自然方面的‘民俗’?！薄?〕(P109)

作為新文學的代表，魯迅和周作人始終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文化選擇，在與傳統的不斷的抵抗中或走向現代，如魯迅，或回歸傳統，像周作人，這二者的個案折射的是整個新文學的歷史和精神史，以二周為媒介，考察和把握“清末的“文學復古”與五四“文學革命”的內在聯系，以及向現代性轉化過程中的文學與語言變遷，特別是口語與書面語的離合轉換關系，成為木山英雄關注的一個焦點。在木山英雄那里，他關注的是現代中的傳統，或者說現代中國中的傳統中國，包括語言問題和文體問題，還有魯迅、周作人與章太炎的關系，以及晚清和五四的關系，而由于周氏兄弟和他們的師長的關系，在這個傳統里，晚清和五四又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從本質看，文字語言內里包涵著古典傳統的現代轉換，透過它可以把握現代與傳統的千絲萬縷、錯綜復雜的精神聯系，揭示在文字語言背后深層的現代意蘊和各類觀念競爭角逐的張力，思考“五四新文學”的血肉化或者“本土化”的過程，這是木山英雄關注語言問題的根本所在。木山英雄指出:“我一直以來對語言問題很關心，好像友人認為我是很超前的，其實，我的觀點與近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turn)那樣時髦的話題沒有關系，我只是重視將中國過去稱為‘語文問題’的問題和五四新文學理念的具體化(本土化)相關聯起來。我覺得新文學的具體化其最關鍵性的過程即五四退潮期的周氏兄弟的苦斗，包含了兄弟倆通過追溯清末的體驗，而超越五四新文化運動或者文學革命的努力。在此，因五四而應該超越了的清末舊的邏輯成了超越五四新邏輯的契機?！薄?〕

木山英雄認為:在語言觀上，從康有為到吳稚暉的譜系與章炳麟到周氏兄弟的譜系，這兩個譜系的對峙是相當明顯的，不過，“對于這個對峙恐怕也是不要固定地去思考為好。如果稱前者為普遍主義的，后者則可以說是差異主義乃至特殊主義的。在此，存在著超越語言觀的更大范圍的思考方法的對峙。即前者有與對立于自然且欲統治自然的人類總體之經營的‘文明’相連通，后者則和各自的固有風土相適應的個性生活樣式的‘文化’有相通之處。”〔1〕本來，“文明”與“文化”在英國和法國沒有那么嚴格的區分，但在19世紀后期的德國因對自己的落后性有覺悟，故強烈意識到兩者的區別，而對特別重視語言和詩歌的國民文化之探索有了長足的發展。這給面對西洋而產生了落后意識的亞洲以強烈的影響。“中華文明”本來是普遍主義的，當時日本的儒學家都在研究。到江戶時代末期，漸漸發生變化，出現一種“國民意識”?！?〕顯然在他看來，語言和詩歌與國民文化緊密相連，最能體現文化的傳統和“國民意識”。日本文化與文學充分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而木山英雄“個人素養上僅有一點聯系的”則是“舊文學形式”，包括語言與詩歌，文化根基里是傳統的文化積淀的留存，這成為他關注、理解外部世界和研究對象的興趣所在與重要思想資源，也就必然對包含著傳統內涵的諸如舊詩詞、舊市街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表現出對內存著傳統因素的周作人詩歌深刻的理解，并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取魯迅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化選擇和周作人的轉向與傳統回歸，以及二者與章太炎的精神聯系。

在木山英雄看來，與排滿種族主義運動相結合的晚清“文學復古”潮流，是“文學革命”前史的一個側面，“然而其內容卻不可能以‘文學革命’的邏輯全部加以窮盡”。他特別指出章太炎“反古復史”之“文學復古”論的意義，認為:“是直面本世紀初世界史現實，致力于將中國文明從其自律性基礎開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在其中，極端的反時代性與超越了同時代乃至其后的‘文學革命’時代觀念之局限性的遠見卓識不可分割地糅合在一起，難以單純用進步———反動的尺度來衡量”。而且，受其思想的直接熏陶，周氏兄弟與西方現代的思想、文學發生了強烈的共鳴，“這一無與倫比的體驗，為即將來到的新文學準備了不可代替的基礎。”〔2〕(P209)顯然，木山英雄對于周氏兄弟與章太炎及其傳統關系的認識與理解，已不單純局限于思想上以及文章之間的風格與特色影響問題，也不是簡單、表面和孤立看待“文學革命”，而是，把“文學革命”與“文學復古”聯系在一起，在周氏兄弟對西歐前衛性的理解與章太炎復古主義思想之間的關聯中，復雜和彈性地理解和把握周氏兄弟以及中國現代文學傳統性和現代性之間及其由此帶來的自身纏繞的矛盾糾葛關系。中國新文學，由于提倡以白話口語代替古典文言文，對于“四千年吃人歷史”的形象性的自我否定，以及還有作為文學理念的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主張等等的“文學革命”而劃出一個具有決定性的新時代，這似乎已成為一個定見，而五四“文學革命”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似乎也不證自明。但是，木山英雄對此發出置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文學革命”的前史之一“便是與清末的種族革命運動深刻結合在一起的‘文學復古’潮流，這一現象至今依然使人興味盎然。”〔2〕(P210)

木山英雄認為，在章太炎那里，是明確將“國粹”、“漢學”即“國學”作為種族革命的文化基質。不過，“在章的宏圖大略里，固有的生活樣式或諸種文化(國粹)和學問(國學)的自律，是國家民族獨立的基礎，正因如此，它們不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手段?！蹦旧接⑿劭磥恚c“五四”時代的“國粹”和“國學”的反動相比，“章的這種對于自律的熱切意志，在時代樣態和主體內涵方面都具有不同意味，而在這一時期里他的開放性思考達到一生的高峰;再加上他痛感于傳統學術邏輯性的欠缺并試圖在自己獨特的思想斗爭中加強這種邏輯性，因而，這使得他在獄中積累的思索合著政治斗爭的漩渦迸發成極富強度的語言，因其過于獨特，有時不免達到奇談的程度;然而就連這種奇談，也足以顯示傳統學術在二十世紀全力以赴地與新世紀的現實相對壘的壯觀?！薄?〕(P212－213)木山英雄從文學概念、詩與詩人、小說的問題和文學語言，包括修辭問題等幾方面，考察了周氏兄弟與章太炎的關聯性，揭示“文學革命”與“文學復古”精神聯系，同時，也沒有忽略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他認為:“周氏兄弟經由了章氏‘文學復古’的熏陶，幾乎同時又體驗了對于西方式‘主觀之內面精神’和‘個人尊嚴’的渴望;他們借用嚴復的舊式譯語‘性解’表現西方天才、‘詩人’、‘精神界戰士’，在與他們的聲音相呼應的同時，留下了文學語言的大膽試驗成果?！痹谒磥恚蛶熗介g而言，他們都是基于現代焦慮和文化困境，在現代思想的極限處一同掙扎、戰斗，有著卓絕的經歷和深刻的體驗，在對中國傳統和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與超越中開拓現代性思路，這中間的關系只在文學語言的層面上討論是無法窮盡的。木山英雄將章太炎的影響放射出三條走向，認為，章氏的小學由黃侃和錢玄同等嫡傳弟子所繼承，東方哲學的構筑則觸發了熊十力、梁漱溟的儒、道、佛三教間各種會通的嘗試，而他在《民報》時期獨特的思想斗爭最全面的繼承者，就是魯迅。他舉例道:“魯迅在那篇一看便知是模仿章炳麟的《四惑論》所寫得未完的論文《破惡聲論》中，把蔑視固有宗教、禮贊富國強兵、強制國家義務的‘國民論’與主張文字、語言萬國通用、放棄祖國以求統一差異性的‘世界人論’作為批判的標的，指出他們所依據的‘科學’、‘實用’、‘進化’、‘文明’觀念不過是膚淺皮相的西歐認識的產物而已。僅僅瀏覽一下他所批判的項目，便可了解他是如何從相反的角度與其師有著相似的問題意識。在此意義上，二十世紀中國這一巨大的矛盾，似乎已經在最初的十年里選擇了魯迅作為他的象征?！保ū疚淖髡撸簞?單位：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