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唯實論者承認抽象物的客觀存在，然而作品看不見、摸不著，不占據一定的物理空間——即使確實存在，也只能認為是抽象的。作品的非物質性特征表明，其作為一項財產的界限是模糊不清、難以確定的。有體財產則不同，其物質性特征決定它在大多數情況下具有相對確定的財產邊界。雖然上升至法律層面，有體財產邊界的確立仍可能與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背景密切聯系，但它的物質特性決定這種邊界一旦被確定下來，就可以相對嚴格地保持約定俗成狀態。比如在考慮有體物所有權問題時，由于有體物自身的物質特征決定其具有物理結構邊界，致使我們在對其實施物理性接觸的利用行為時，都是以這個物質性存在的有體物作為中心來考察的，有體物本身就構成所有權的對象邊界。可見，有體物“自我封閉”的天然特性，為主體與特定物之間的相互對應提供了契機。正因為有體財產具有這種權利作用“焦點”——即物理結構邊界，所以有體財產一般不會逾越此界限而被無限放大。作品與有體物的本質差異——非物質性，導致作為抽象物的作品在類推適用有體物所有權的財產理論時，自身存在難以克服的內在結構缺陷。從財產角度出發，法律一直試圖人為確立受保護作品的邊界（如作品的“獨創性”、“思想/表達”二分法判斷標準等），以彌補作品作為抽象物的內在結構缺陷。然而，作品本身的非物質性特征決定它模糊不清，具有不確定性，其財產邊界的判斷標準有賴于人為因素，易于成為法官為自身價值判斷尋找合理性基礎的事后描述，是“脆弱的約定俗成判斷，很容易被拋棄”[5]。

非物質性決定作品自身具有一種財產內在結構缺陷，即作品難以像有體物一樣，可以較嚴格地保持確立的財產邊界。同時，非物質性也決定了作品就自然屬性而言，無有體財產天然具備的稀缺性和競爭性特征。首先，作品具有非稀缺性。作為知識產品的作品，不具備有體財產的天然稀缺性。無論使用與否，動產都具有天然的損耗特性。選擇食用水果與否，都不會改變水果最終損耗的客觀事實。要么食用以發揮它的使用價值，要么因水果的自然損耗而腐爛。這種損耗特征，造成動產構成資源供求關系層面的客觀限制，從而印證有體財產基于自身屬性而可能具有天然稀缺性。從不動產——土地來看，土地會因人為的過度使用價值受到減損，進而發生“公地悲劇”現象；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本身存在可使用資源的總量限定，隨著人口數量的不斷激增，勢必造成土地供給相對于需求量上的稀缺。可見，土地的總量限度和不可再生性都決定其具有自然稀缺性。另外，電、水、氣等具有物質性的無形財產雖不占據一定空間，但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會像有體財產一樣，也因資源的總量限度和不可再生性決定其存在滿足人類需求量層面上的稀缺性。作為知識產品的作品則不同，它不具備產權經濟學意義上的自然稀缺性。作品一旦被創作出來，就會成為人類知識財富的一部分，不會伴隨時間的流逝而耗損、消失。如果說存在損耗的話，損耗的也只是作品的物質載體，而非作品本身。就有體財產而言，大量使用會增加損耗成本，而知識產品并非如此，因為任何人使用作品不會減少作品對其他人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隨著作品的逐一問世，整個人類知識財富的基數只會不斷擴大，而非減小。可見，非物質特性決定作品不具資源需求方面的自然稀缺性。其次，作品具有非競爭性。有體財產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它的競爭性，即多人使用同一有體財產，相互之間存在自身難以克服的排斥現象。這種排斥現象被經濟學稱之為“非相容性使用”，會引發一方收益、一方受損的零和博弈問題。就動產而言，使用者在使用的同時，排斥他人對它的使用。一個人在使用電腦的時候，不可能具備讓其他人同時使用這臺電腦的物理條件，電腦本身就構成一種“非相容性物品”。即使存在共用的現象，如幾個人共打一把雨傘，也有它的物理承受限度。再如不動產——土地，同樣存在一定限度的物理承受能力。土地的適當使用會使大家互利共贏，過度開采就會引發“公地悲劇”問題。同樣，公路也會由于物理承受能力方面的限度而遭遇“集體擁堵”困境。換言之，有體財產的自身特性，決定了主體之間會在使用它的時間和空間方面受到限制，存在著相互排斥、彼此競爭的關系。作為知識產品的作品則不同，它自身不具備有體財產在使用者之間所產生的“非相容性使用”特征，可以供無數人在同一地域或不同地域內同時使用。任何人在把知識產品傳播給他人使用時，自己擁有的知識涵量并不會減少。可見，作品在主體之間構筑的是一種“相容性使用”關系，不會產生有體財產“公地悲劇”“集體擁堵”的過度使用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品更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即“不存在個人對產品的使用會損害他人同時使用該產品的可能性”[6]。

作品的非競爭性、非稀缺性以及非物質性特征，決定它符合供無數人同一時間在同一地域或不同地域內自由使用的條件。換言之，作品的自身特性可以滿足共享型的自由使用需求。作為可共享的自由信息，作品具有有益外部性與互動性特征。首先，作品具備有益外部性特征。“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通常是指不通過影響價格而產生的非市場影響。當這種非市場影響是有益的影響（即收益外部化）時，被稱為有益外部性、正外部性或外部性的正效用；如果是有害的影響（成本的外部化），則被稱為有害外部性、負外部性或外部性的負效用。作為自由信息的作品具有非常明顯的有益外部性。當一個人通過閱讀作品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時，通常情況下它的創造力和知識涵量就會相應提高，會為社會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如果市民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則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就會提高[7]。可見，作為自由信息的作品，由于具有自身的有益外部性特征，使其外溢的社會價值總體上遠大于私人的市場價值，而這將有助于增進整個市民社會的公共福祉。其次，作品還具有互文性。作品的互文性主要體現在作品的使用和創作過程中，作品的互動式共享內涵可以從兩種維度加以認識。就單一作品的創作過程而言，不可否認創作主體——作者的作用。但從社會關系角度來看作品之間的聯系時，我們會發現：任何作品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使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才得以誕生。學者李特曼將作品的這種互動關系描述為“無所謂寄生性的創作本質”，在她看來，“所謂創作，就是作曲家糅合了他聽過的曲調，劇作家擷取了現實生活和前人劇本的片斷，軟件設計者借用了其他軟件的代碼排列邏輯……所有創作主體都是在對固有作品進行改編、轉換及重組的基礎上從事著創作”[8]。正如一部作品的創作往往要依賴于前人的成果，倚仗于既有的文化、思想與文本。這里，作者在汲取前人知識養分的基礎上創作作品，使用者也會因作品的反哺功能轉換出新知識。可見，不同作品之間、作者與社會之間構建著一種哺育與反哺的互動關系。正由于信息遵循一種不斷豐富、而非逐漸耗盡的規律，使用作品非但不會構成它的價值損耗，而且會豐富與作品相關的更多信息。在米勒看來，“一部文學作品的詞語，它們描述的世界，而只是被讀者發現了它，或揭示了它”[9]。閱讀和解釋一部作品的人越多，會不斷豐富作品的文本內容與意義，有關該作品的信息就會越多。作品的公共效用屬性表明，作品可以實現主體之間的信息共享，增進社會知識涵量的不斷豐富，同時還可以發揮市民社會的公眾文化參與作用。同時，將有體物的財產理論類推適用于作品，會因作品的財產內在結構缺陷，難以確立并保持一種穩定的財產權界限。換言之，著作權難以像有體物所有權一樣，能以物質性存在的物理結構作為確立財產權的基礎。

有體物的物質性特征以及物理結構性能，決定它在使用、消費上可以具備稀缺性和競爭性。而這一本質特征，決定有體物側重“個人效用”的商品價值發揮，導致法律在涉及有體物的財產權設計上更傾向于確立一種獨占型的支配性權利。這種獨占型的支配性權利設計，雖難以證成其本體意義上的正當性，但依據有體物的自身特性，它在社會實踐中有利于發揮有體物在市場交易中作為產品供給的配置效用，同時也有助于激發人的勞動和投資積極性。換言之，獨占型的支配性權利能夠使作為稀缺產品的有體財產在人與人之間，充分、有效地發揮生產、交換、消費、使用價值。實際上，自然權利學說的財產正當性解釋難以證成有體財產何以需要被獨占，更不用說作為抽象物的作品。自然權利學說唯一能解釋的問題是“為何要保護財產權”，而難以解釋“財產權何以需要獨占”的問題。著作權與有體財產權相同的是，可以被視為一種回報勞動創造及投資成本、鼓勵勞動創造及投資之相對有效的激勵機制。從傳統意義之效用主義出發，法權的創設目的旨在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主要建立在“個人效用”基礎上的有體財產不同，作品的有益外部性、互文性使之相較有體物而言，更側重于作品的“公共效用”發揮，即以實現每個人的幸福作為財產存在的本體意義。就著作權而言，我們可以將這種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表述成著作權指向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的性價值。作為激勵作品創作和傳播的一種效用主義工具，著作權的終極目標在于推動文化繁榮和科學進步的“公共福祉”實現。激勵作品創作及投資的著作權機制，不過是實現這種目的性價值的一種手段、工具而已。我國著作權法第1條“立法宗旨”明確指出，立法的根本目的旨在“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美國憲法第1條第8段的著作權條款也確立著作權創設的基本宗旨在于“推動科學和實用文藝的進步”。可見，著作權在給著作權人必要回報與激勵的基礎上，最終以實現作品社會價值最大化的公共福利為根本目的。

文化參與功能是著作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目的的主要內涵之一，主要體現為鼓勵學習和推動大眾文化參與、互動兩方面。鼓勵學習是文化參與功能最基本的表現形式，也是著作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核心內容。文化與科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有賴于作為市民社會之參與者——人的學識提高。如果不鼓勵人們學習知識，嚴厲控制對作品的必要接觸和使用，法律將難以實現著作權創設的本質目的。歷史上第一部現代著作權法——《安妮女王法》就曾明確將“鼓勵學習”作為立法的根本宗旨，這點從其冗長的名稱——《通過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印刷圖書之復制件在限定時間內享有權利以鼓勵學習的法律》也可以推知。從美國憲法第1條的“知識產權條款”也可以推知“鼓勵學習”對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推動大眾文化互動也是實現著作權文化參與功能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主體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作品往往能夠產生遠比個人努力更大的價值，正所謂“一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間的‘互文’，其本身就比單一的作品更有價值”[10]。閱讀和解釋一部作品的人越多，會不斷豐富作品文本的內在涵義，有關該作品的信息就越多。可見，就文化層面上的社會價值而言，著作權應在人與人之間確立一種生態型關系，允許使用者對作品的必要接觸和學習，不斷推動社會文化的交流與互動，才能使促進文化繁榮的根本目的真正得以實現。除文化參與功能以外，著作權指向的社會價值還包括民主政治層面。著作權自產生伊始，就對塑造民主市民社會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即著作權在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發揮著一種擺脫封建壓迫的重要政治功能。著作權的產生過程就是作者脫離封建專制束縛的解放過程。正是借助向文化消費者收取費用的著作權制度，作者階層才進一步從王貴贊助體制下解放出來，實現從寫者到作者的重大轉變，獲得了更大程度的獨立與創作自由[11]。按內坦尼爾的觀點，著作權主要從“生產功能”（productionfunction）和“結構功能”（structuralfunction）兩個方面有助于民主市民社會的培育。通過生產功能，著作權旨在激勵人們就一系列廣泛的政治、社會和審美主題實現創造性的表達自由，從而為民主文化和公民集會提供了討論的基礎。通過結構功能，著作權為那些創造性的交流活動提供經濟支撐，從而使人們不必依賴于國家補貼、精英贊助和各級文化機構[12]。如果說著作權可以幫助作者實現民主政治參與的市民品格塑造，則這種民主政治功能也應同樣適用于民主市民社會的其他參與者——使用者。“表達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除包括通常意義上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外，還包括信息的“獲取、接受、持有和傳播自由”[13]。如果說作者享有的著作權能夠實現民主政治層面上的表達自由，那么民主市民社會的其他參與者也應惠及。另一方面，著作權使作者從早期王貴贊助體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格獨立。如果著作權的結構功能使作者實現民主政治意義上的人格獨立，不再受制于封建專制的審查和控制，那么使用者對作品的必要接觸、使用行為，也不應受到“信息封建主義”專制的嚴厲控制與審查。只有這樣，著作權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民主政治功能，有助于民主市民社會的培育和塑造，進而實現作品的社會價值最大化。

與從個人主義出發的自然權利觀不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傳統效用主義的福利最大化（即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因素移植進來，進而將著作權旨在促進公共福利、實現作品的社會價值最大化的這一根本宗旨，轉換成發揮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有效工具、實現作品的市場價值最大化。提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著作權學者堅稱：“人們在哪里能夠從文學藝術作品中獲得享受與價值，就要把財產權擴展至哪里。”[14]可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第21卷JOURNAL作品完全當作商品來看待，即作品應服從市場分配的效率，著作權是對作為商品的作品進行投資的工具，而遠非旨在推動知識創造與傳播的重要工具。在這一觀點看來，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由于數字權利管理方式可以實現著作權市場失靈的可控性消減，故著作權的權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也應隨之消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著作權的市場利益最大化推向極致，導致著作權旨在推動公共福利的目的（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發生了偏離，同時指向的作品公共效用和社會價值受到侵蝕。客觀上講，文化和民主政治層面的社會價值難以用經濟學“成本/收益”“投入/產出”等效益最大化的定量分析方法加以衡量，建立在“個人效用”基礎上的市場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著就等于建立在“公共效用”基礎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個人收益最大化與效用主義傳統意義上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進行錯誤嫁接，忽視了“經濟學上產品的公共性與文化學上作品的公共性有著完全不同的品格與意義”[15]。用經濟學方法來解釋著作權仍很重要，但它始終無法替代關于著作權“公共效用”的本體意義闡釋——文化和民主政治層面上的社會價值問題。可見，著作權法在確立著作權的邊界時，應從著作權人的單一主體模式轉變為著作權人、傳播者、使用者的多元主體模式，即需要在多元參與性主體之間公平、合理地分配相關利益，從而實現著作權作為財產利益的“分配倫理”。

作品的公共效用屬性與著作權的創設功能內涵表明，財產權絕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包含一定程度的共識，是一種“公共認可的產物”，是建立在彼此認同基礎上的公共選擇結果。任何權利包括著作權都是對人與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描述，強調一種“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相對于有體財產所有權而言，著作權更側重于實現作品“公共效用”指向的社會價值目的，這使法律在設置著作權的權利作用“焦點”構造體系時，除了要劃定作品的邊界以外，更傾向于以作品使用行為作為權利保護范圍的主要依據。正因為著作權難以像有體物所有權一樣，能以物質性存在的物理結構作為確立財產權的基礎，故法律人為創設諸如“獨創性”“思想／表達二分法”等作品保護標準，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歷史性概念，有學者甚至將其表述為“版權政治學的發明物，是各種不同權利的力量角逐結果”[16]。伴隨著諸如計算機程序、標題、字體等特殊對象被考慮納入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范圍，“獨創性”“思想/表達二分法”內涵之確定性一再受到挑戰。就“獨創性”而言，用“獨立創作”“作者個性”“智力創作”等來解釋“獨創性”，無異于用“獨創性”來解釋“獨立創作”“作者個性”“智力創作”，并無清晰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可謂一種循環論證[17]。同時，“思想/表達二分法”指涉著作權法保護作者具有獨創性的思想表達，而非思想本身。可是，當思想與表達難言區分或思想只有一種或幾種有限的表達方式的時候，著作權法可能既不保護思想，也不保護有限的表達。這種情況被稱之為“思想觀念與表達的合并”。在一些學者看來，“思想/表達二分法”成為一種事后描述，是法官為自己的價值判斷尋找合理性基礎。當法官認為訴爭對象不值得保護時，就把它解釋成思想；而當認為應當受到保護時，就把它解釋為表達[18]。客觀上，我們應承認“獨創性”“思想/表達二分法”標準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任何作品都是用符號再現的思想表達的一系列組合，“當我們承認保護的范圍并不限于實際采用的語言或符號時，我們就必須承認保護的范圍包含了觀點、思想或者信息的聯合”[19]。可見，僅從作品出發，期望能人為設立“獨創性”“思想/表達二分法”的著作權對象保護標準的想法，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著作權的權利作用“焦點”困境。作品這一概念僅能作為解決著作權保護邊界問題的部分作用力，并不能很好地解決著作權的權利作用“焦點”問題。進一步講，即使作品能發揮著作權保護邊界的部分作用力，那也僅是作為著作權保護對象范圍的參考依據，著作權保護對象范圍內的使用行為不一定就是侵犯著作權的行為，著作權對象范圍和著作權保護范圍并非同一概念。而要真正解決著作權保護邊界問題的話，必須嘗試在構建著作權對象范圍的同時，從作品使用行為層面加以考量。

從有體物自身的財產內在結構出發，所有權更側重于“保護對象是什么”的問題，確立了“保護對象是什么”的問題就等于基本解決了“權利邊界如何劃分”的問題。而著作權既要解釋“對象是什么”的問題，同時又更側重于“權利邊界如何劃分”的問題。進一步講，為了實現推動文化繁榮和科學進步的根本宗旨，法律僅出于對作品的社會價值最大化（公共福祉）考量，才賦予作者及投資者一定限度的支配性權利，以激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著作權的支配性權能并非體現為獨占作品——即控制對作品的任何使用行為，而僅能約束他人未經許可的某些使用行為。與所有權以保護對象為中心的單一權利作用“焦點”結構不同，著作權的權利作用“焦點”主要體現為一種二元結構，包括“作品”和“作品使用行為”兩個方面。著作權的權利作用“焦點”二元結構表明，它既要解決著作權的對象范圍問題，同時又更側重以作品使用行為的法律定性作為劃定著作權范圍的切入點和核心依據。作為著作權范圍劃分的切入點和核心依據，作品使用行為的法律定性問題，一方面解決的是著作權的類型劃分和體系構建問題；另一方面解決的是著作權的權利邊界問題——即解釋何種行為屬于著作權侵權行為，何種行為屬于著作權保護范圍以外的合理使用行為。有時候，基于“分配倫理”的公共政策考量，當某種使用方式難以確定是否應劃入著作權的專有權控制范圍以內，同時又要兼顧著作權人的利益回報，法律就會采用兼顧各參與性主體利益的有償使用方式加以解決。概之，法律僅出于推動文化繁榮、科學進步的公共福祉目的，才賦予著作權人有限的支配性權利。著作權的支配權能并非指向作品獨占，而是限制他人對作品的某些使用行為。換言之，著作權是控制作品某些使用方式并獲取經濟利益的“法律之力”。為了確立著作權的合理邊界，我們在權利作用“焦點”上既要考慮作為對象的作品范圍問題，更應側重于以“使用行為”作為權利作用“焦點”的切入點和核心依據。

著作權法應拋棄類推適用有體物之所有權觀念、構建以“作品”為中心的產權邏輯，而應側重以去“作品”中心化的“使用行為”作為確立著作權邊界的主要作用“焦點”。隨著傳播技術特別是數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復制”既非著作權人獲取市場利益的主要利用方式，也難以作為判定侵權的合理依據。更嚴重的是，數字網絡環境下集中控制“復制”將難以發揮作品的公共效用，會動搖著作權法旨在推動文化繁榮和科技進步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目的。著作權體系堅持以“復制”權為權利基礎，將面臨自身難以克服的體系障礙。各國立法一方面賦予著作權人控制他人復制作品的支配性權能，另一方面卻又通過著作權限制（如合理使用等）制度列舉諸多雜亂繁瑣的特殊情形。既然復制權作為著作權體系的基礎性權利，那么作為一項支配性權能，著作權法何以列舉如此種類繁雜的限制性規定？復制權以及如此雜亂繁瑣的權利限制設計，使著作權邊界難以劃分，致使立法在確立行為模式方面缺乏必要的可預見性，從而使公眾對著作權喪失了基本的認知和理解，更誘發了公眾的逆反心理。合理使用是一種對著作權的可容忍性悖離，如果它已然變得“怪異、具有偶然性”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問題不是出在合理使用本身，而是著作權體系的宏觀設計（以復制權為權利基礎）出現了偏差[20]。

實際上，著作權法在譜系上一直遵循“無傳播即無權利”的原則，“傳播”是著作權人獲取市場利益的本質。著作權的“傳播”應側重于作品的“公開”再現，英文表述成“dissemination”更為恰當。這有別于傳播學的“傳播”內涵——傳播學的“傳播”既可以是施動者和特定或不特定的個體受眾之間的“單元”再現，也可以指涉施動者面向多數人之受眾的“公開”再現。這里指涉的“傳播權”也不同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規定的“向公眾傳播權”（rightofcommunicationtothepublic）。“向公眾傳播權”中的“傳播”涵蓋有線或無線、交互式或非交互式的各類網絡傳輸方式，不包括現場表演及展覽等，故比“傳播權”涵括的利用方式要少。另外，“向公眾傳播權”之“傳播”（communication）類同于傳播學意義上的“傳播”，并無適用“公開/向公眾”的限定語境，這解釋了“向公眾傳播權”何以添設“向公眾”（tothepublic）一詞。著作權的類似情況并不少見，僅以表演權來說明問題。雖然表演有私人表演和公開表演之分，但表演權乃“公開表演”作品所享有的權利，故表演權的“表演”內涵實指“公開表演”。著作權的基礎性權利是傳播權，即控制“公開再現”作品所享有的權益。這里的“公開”可以理解成“（指向）公眾”，受眾可以是不特定之一人，也可以是多數人，對象都指向“不特定人”。日本、我國臺灣地區著作權法等雖規定“公開”再現作品指向的“公眾”包括“特定之多數人”，但仍承認基于“親密交往”原則形成之少數人（如身份上具備密切聯系的少數親友之間）不在“公眾”范圍以內，將“家庭或其他類似家庭的有限范圍”從“公開/向公眾”范疇內加以排除。我國臺灣地區著作權法第3條甚至將“家庭及正常社交之多數人”排除在“公眾”之外。瑞士《著作權法》第19條則將“非公開”范圍延伸至“商事企業、公共事業單位、機構以及類似組織的內部關系”，使“公開/向公眾”這一概念的外延進一步受到限制。可見，對傳播權之“公開/向公眾”的界定，是各國根據國情及公共利益需要所做出的政策選擇。就著作權劃分的有形利用權、無形利用權及演繹權三大類來看，著作權人利益的實現皆以“傳播”方式為基礎，如復制權及各類演繹權（如翻譯權、改編權、注釋權等），都可以被視為旨在實現后續傳播控制的“預示權”，設置的目的并非是為了控制“復制”及各類“演繹”本身，而是后續對作品或作品“表達實質”的傳播行為。翻譯權控制的并非單純將作品從一種語言文字轉化為另一種語言文字，而是限制轉化后的表達實質“公開再現”對原作品著作權人市場利益可能構成的影響。法律從不干涉非公開范圍內的個人翻譯行為即可見一斑。由此看來，著作權各項權能都與“傳播”方式存在著必然聯系，著作權的基礎性權利是傳播權。立法應明確著作權以保護作品的傳播利益為權利基礎，故復制權和演繹權的定義有必要重新設計，應明確二者旨在保護傳播利益的本質目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構建以“大傳播權”為基礎的著作權體系，可以有效地簡化著作權零亂冗雜的舊有結構，能夠較清晰、合理地劃定著作權的權利邊界，這不僅有助于消弭公眾因誤解著作權而造成的逆反心理，同時又對公眾逐漸認同、接受和遵守著作權法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本文作者：李楊 單位：南昌航空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