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功能語言學與語言研究

我在“功能語言學與語言研究”專號（《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的導讀中說到，廣義的“功能語言學”包括“系統功能語言學”在內的其他功能語言學派（如，“歐洲功能主義學派”、“美國功能主義學派”，見朱永生、嚴世清、苗興偉2004）。而系統功能語言學則是指M.A.K.Halliday創建的語言學理論，它由“系統”和“功能”兩部分組成；它的前身是“階和范疇語法”（見黃國文2000，Malmkjaer2004）。“系統功能語言學”經常也被稱為“系統功能語法”、“系統語言學”、“功能語言學”、“系統語法”、“功能語法”、“韓禮德語言學（”Hallidayanlinguistics）等。雖然嚴格地說這些術語所表示的概念是有區別的，但在文獻中它們常常被當作是同義詞。本專號“功能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中的“功能語言學”指的是系統功能語言學；所收入的六篇論文有三篇討論語言教學問題，另外三篇則分別探討語言研究中語料問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句法研究和功能語篇分析。

2.研究語言的理論方法

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是一種語言（學）研究方法（“anapproachtolinguisticsdevelopedbyHalliday”,見Richards,Platt&Platt1992/2000:465）；用Halliday自己的話說，他的功能語言學是“一種研究語言的理論方法”（“onekindoftheoreticalapproachtolanguage”,見張德祿等2005:1）。要研究語言，勢必要對語言進行描述，對語言形式和結構進行闡釋和解釋；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一套理論體系、術語和研究方法，這是任何語言（學）理論都必須具備的。Halliday的功能語言學特別強調語言結構、語言系統和語篇的功能性，特別注重對它們進行功能解釋（Halliday1994/2000:F39）。Halliday認為，語言的變化和發展是根據人類生活需要來進行的，語言結構和語言組織也是具有功能性的；早在1985年Halliday（1985:xiii；另見Halliday1994:xiii）就說，“Languagehasevolvedtosatisfyhumanneeds;andthewayitisorganizedisfunctionalwithrespecttotheseneeds---itisnotarbitrary.（”語言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而演變發展；就這些需要而言，語言的組織也是具有功能性的——它不是隨意的。）20年后，Halliday（見張德祿等2005:1）又強調了他的這一進化功能論觀點（evolutionaryfunctionalview）：“It[afunctionaltheory]embodiestheprin-ciplethatthereasonwhylanguagesevolvedinthewaytheydidwasbecauseofthefunctionsthatlanguageservedinhumanlives（”功能語言學理論蘊含著這么一個原則：語言之所以這樣演變發展，是因為它在人類生活中所行使的功能所致。）；Halliday（見張德祿等2005:1）還認為，對語言形式組織的理解和解釋也要遵照進化功能論的觀點：“theformalorganizationoflanguage---whatissometimescalledinEnglishthe‘architecture’oflanguage,itsorganizationintodifferentstrataanddifferentmetafunctions,itspatternsofparadigmaticandsyntagmaticcomposition,itsnatureassystemandtext---istobeunderstoodandexplainedintheseevolutionaryfunctionalterms.（”“對語言的形式組織的理解和解釋應該遵照進化功能論的觀點；這里說的‘語言的形式組織’在英語中有時也稱為語言的‘建筑結構’，它包括由不同層次和不同純理功能構成的語言組織、語言的聚合成分和組合成分的模式以及作為系統和作為篇章的語言性質。”）。作為“一種研究語言的理論方法”，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目標是明確的，并且已經發展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術語和研究方法。

3.應用語言學與適用語言學

應用語言學（Appliedlinguistics）指的是運用語言學理論解決與語言有關問題的學科。根據Richards等（1992/2000:24）的定義，應用語言學指“聯系實際問題來進行的語言和語言學研究”（thestud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inrelationtopracticalproblems）。Kaplan&Widdowson(1992:7)是這樣定義“應用語言學”的：“Wheneverknowledgeaboutlanguageisusedtosolveabasiclanguage-relatedproblem,onemaysaythatAp-pliedLinguisticsisbeingpractised.AppliedLin-guisticsisatechnologywhichmakesabstractideasandresearchfindingsaccessibleandrelevanttotherealworld;itmediatesbetweentheoryandpractice.”這段話說的是，當語言的知識用于解決與語言有關的問題時，我們就可以說應用語言學正在起作用；應用語言學是這樣一門技術，它使抽象的想法和研究發現變得容易理解，并且與真實世界相關聯；它起著調和理論與實踐的作用。從上面這些定義可以看出，應用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把語言學理論用于實踐之中（參見王宗炎1988，胡壯麟2001）。事實上，應用語言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參見王宗炎1988，何英玉、蔡金亭2005），廣義的理解包括：語言規劃和語言計劃，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現代化，語言與計算機的結合（如，計算語言學，機器翻譯、語言信息的處理、計算機情報檢索、語料語言學），語言學習與教學，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如，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法律語言學、人類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言語病理學、接觸語言學、翻譯學、詞典學、跨文化溝通、文體學、語篇分析、話語分析、教育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等）；狹義的理解是，應用語言學是“研究第二語言和外語的教和學的學科（”Richardsetal1992/2000:24）。系統功能語言學作為一門語言學理論，它已經被應用到很多學科的研究（涉及到廣義的應用語言學的方方面面），如教育研究（如，Martin1985,Halliday&Martin1993，Lemke1995，Christie1999），體裁研究（如，Martin1985,Martin&Veel1998），語言生成和機器翻譯（如，Matthiessen&Bateman1991，Fawcett,Tucker&Lin1993，Steiner&Yallop2001），批評話語分析（如，Kress&Hodge1979,Fairclough2003），視覺交流研究（如，O’Toole1994,vanLeeuwen&Jewitt2001），生態社會符號學（如，Thibault2004）等等。Halliday（1994/2000:F55-56）從21個方面列舉了系統功能語言學可以應用的范圍，Bloor&Bloor(1995:220-238)也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應用問題做了詳細的討論。Halliday最近幾年多次強調，他的語言學是“適用語言學”（appliablelinguistics）。事實證明，就語言學理論與解決實際問題而言，系統功能語言學不但是可應用的（applicable），也是適用（appliable）的。關于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于語言教學，現有的文獻表明，Halliday的語言學思想對語言教育（教學）的影響已有40多年的歷史。早在1964年，他與AngusMcIntosh和PeterStrevens（Halliday,McIntosh&Strevens1964）合著的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一書就對語言教學提出了精辟的論述。20多年前我在廣州外國語學院學習應用語言學時就多次聽到桂詩春教授說到這本書。從文獻上看，已有很多根據Halliday理論撰寫的應用語言學（語言教學）的著作出版。按照EwaJaworska(1998)的說法，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在英國的教育語言學界是特別引人注目的（“particularlypromi-nentinBritisheducationallinguistics”）。正如胡壯麟教授所說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比較注意應用研究，特別是語言教學和外語教學”，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Halliday一直認為，“一種理論的科學性要在實踐中檢驗，其價值要看它在實際功能中所獲得的解釋和在實踐中所起的作用；這必然包括語言教學和外語教學”（胡壯麟2005）。在中國，最近十多年來我們也見到了很多把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應用于語言教學的論文，最近，一本專門探討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于語言教學的專著也問世了：《功能語言學與外語教學》（張德祿、苗興偉、李學寧2005）。這個專號有三篇文章，討論的也都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應用于語言教學的問題。

4.關于Halliday,Fawcett和Martin

在這一期中，我們收到了M.A.K.Halliday,RobinP.Fawcett和JamesR.Martin三位國際功能語言學大師的專稿。無論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創始人Halliday，還是“加的夫語法（”theCardiffGrammar）的創始人Fawcett，還是“評價理論”（theAppraisalTheory）的創始人Martin，他們一直關心著中國的語言學研究，也關注著中國學者在功能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方面的各種活動；他們三人多次到中國來，了解中國，鼓勵和幫助中國學者從事教學和科研。有必要在這里指出的是，Fawcett和Martin都是1979年獲得博士學位的，他們兩人都是因為Halliday才進入系統功能語言學領域，Halliday是他們博士階段研究的啟蒙指導教師：Fawcett從英國中部到倫敦大學（UniversityofLondon）師從Halliday攻讀博士學位，而Martin則從更遠的加拿大到英國的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ofEssex）跟隨Halliday，也是攻讀博士學位；而有趣的是，Halliday在他們讀完博士前就先后離開倫敦大學和艾塞克斯大學。需要說明的是，無論Fawcett的“加的夫語法”，還是Martin的“評價理論”，都是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中的組成部分；它們不是可以與Halliday的理論相提并論的，它們之間不是并列關系，而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Fawcett（1997,2005）在InvitationTo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中說了這么一段話（摘自2005版）：Let’sbeginbyaskingthischallengingquestion:“Whoistheworld'sgreatestlivinglinguist?”NodoubtmanywouldgivethishonourtoNoamChomsky,anditiscertainlytruethathisinfluencehasbeenverygreat,especiallyasreflectedinlinguisticsjournalsandlinguisticsdepartmentsthatfocusonlinguistictheory.ButIdonotthinkthathisinfluencehasalwaysbeengood.Thisisbecausehehasdirectedhisattentiontoostronglytotheformsoflanguageattheexpenseofitsfunctions.Inmyview,then,theworld'sgreatestlivinglinguistisnotNoamChomsky,butMichaelHalliday---the“father”of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Thatis,IbelievethathehasgivenusmoreinsightsintothenatureoflanguageanditsusethananyotherlinguistsinceSaussure---andperhapsevenmorethanhim.（“我們首先問這么一個挑戰性問題：‘世界上目前健在的語言學家誰是最偉大的？’毫無疑問，很多人會把這光榮的稱號給諾姆喬姆斯基；確實，他的影響是夠大的，特別是在語言學雜志和注重語言學理論的語言學系。但是，我認為他的影響并不總是那么大；這是因為，他在以忽視語言的功能為代價的情況下，過分注重語言的形式。在我看來，世界上健在的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不是諾姆喬姆斯基，而是系統功能語言學之父——邁克爾韓禮德。也就是說，我堅信他對語言的本質和語言使用的精辟見解是自索緒爾以來的任何語言學家都不能比擬的，或許索緒爾也比不上他。”）從這段話可以看出，Fawcett對Halliday的尊敬和對Halliday理論的推崇是超過絕大多數人的，在他的心目中，Halliday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學家。近年來，Fawcett在介紹他的“加的夫語法”時常常會提到“悉尼語法”（theSydneyGrammar），并談到它們之間的異同。國內可能有些人會認為Fawcett在語言學理論探索方面與Halliday是對立的或分道揚鑣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對具體的一些問題，他們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同的分析方法也是存在的，但大的理論框架是一樣的，對語言的本質的認識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Fawcett幾乎每次講解他的“加的夫語法”之前都要說他是一個徹底的韓禮德派語言學家（Hallidayan）。Halliday（1994/2000:F38）自己也明確指出，Fawcett他們所建構的語法模式與他自己的語法模式都是根據同一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Halliday的原話是這樣的：“Acloselyrelatedgrammar,withsomedescriptivedifferencesbutbasedonthesamesystemic-functionaltheory,hasbeendevelopedattheComputationalLinguisticsUnitofthe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underthedirectionofRobinFawcett.”從Fawcett的論文和著作（如，Fawcett1980,2000,2005）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在具體一些學術問題與Halliday有不同的看法，這在西方學術界是非常普遍的；理論的完善是在不斷的修正和爭論中才得以完成的。事實上，Fawcett與Halliday在某些學術問題的分歧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內部的分歧”（胡壯麟等2005：398-420）。我在《語篇分析的理論與實踐》（2001）一書中說過，Halliday教授一直關注著我在中山大學的教學與研究。自1994年起，我幾乎每年都有機會見到Halliday教授；1999年起，Halliday教授已先后5次來過中山大學講學，其中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個多月，是和RuqaiyaHasan教授一起造訪中山大學的2003年的3-4月期間；他給中山大學不同層次、不同專業、不同校區的學生講解語言學。在此期間，Halliday教授于4月16日到《外語藝術教育研究》所在的學校（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做了題為LinguisticsandLanguageTeaching的學術講座，《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對此次活動有詳細報道。可以說，那次學術活動使系統功能語言學與《外語藝術教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可能也是為什么后來連續三年有“功能語言學”專號的主要原因。眾所周知，像Halliday教授這樣的語言學大師，他的文章如果在先進的西方英語國家發表，那就走向全世界，但如果在中國發表，則可能只在局部地區流傳。但Halliday教授不但支持、鼓勵和幫助中國學者從事語言學的教學和科研，而且還對中國的學術發展充滿信心。因此，他也愿意讓自己的論文在中國首次發表。例如，他的“ComputingMeanings:SomeReflectionsonPastExperienceandPresentProspects（”“計算意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就首次發表在黃國文和王宗炎編的DiscourseandLanguageFunctions(2002)論文集中（第3-26頁），ChristianM.I.M.Matthiessen還專門為Halliday這篇論文寫了導讀（見黃國文、王宗炎2002:1-2）；Halliday這篇論文的中譯文則首次發表在黃國文主編的《語篇語言功能語言教學》（2002:1-31）論文集中。

5.專號文章介紹

這個專號共收集了六篇論文。第一篇文章“SomefactorsaffectingCollege-levelEnglishteachingin21stcenturyChina（”“影響21世紀中國大學英語教學的幾個因素”）是Halliday教授根據他2005年9月16日應邀在復旦大學召開的“大學英語教材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ForumonCollegeEnglishTextbooks）上的主題發言整理而成的。在這篇文章中Halliday教授從“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兩方面討論了過去60年所發生的變化對語言教學的影響，從中也可看到他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對語言教學的指導作用。在我看來，Halliday教授能把“SomefactorsaffectingCollege-levelEnglishteachingin21stcenturyChina”一文給這個專號發表，這是對《外語藝術教育研究》雜志的鼓勵、支持和信任。第二篇文章“GrammarmeetsGenre—reflec-tionsonthe‘SydneySchool’”（“語法與語類—關于‘悉尼學派’的思考”）是悉尼大學功能語言學家Martin2000年任教授時的就職演說；這個演說稿刊登在悉尼大學文學協會（theSydneyUni-versityArtsAssociation）的刊物《文學》（Arts22.2000.47-95）上；這是該大學文學院的內部刊物。Martin第一次把論文給了中國的學術雜志，既可讓中國的讀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又是對《外語藝術教育研究》雜志的支持。在這篇文章中，Martin用功能語言學家的眼光審視過去20多年澳大利亞語言教育中發生的事情和他們的教育改革所碰到的問題和困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Martin在討論怎樣運用功能語言學理論指導教學實踐（如教學法和課程設置）時把這個問題放在更大的（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中審視，他認為澳大利亞的英語教學中語類及功能語法地位之爭涉及到諸多深層次的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問題。Martin明確指出，系統功能語言學代表的是一種關注意識形態的社會行為。早在1992年，Martin（1992）就認為，體裁屬于更高層次的符號系統，不僅包括語言活動本身，還包括社會行為和行動。Martin的演說充滿激情，對一些問題進行了挑戰和抨擊。從Martin的這篇演說中，我們一方面了解到悉尼大學的功能語言學家是怎樣建構社會生活中的語言模式并推進教學革新，因此也形成了“悉尼學派”；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他們在推進教育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難、挑戰和阻力。由于Halliday和Martin的文章都是講話稿，所以文中保留了很多口語的特征，這點Martin的文章尤其突出。此外，他們在文章中都談到了一些自己過去的經歷，讀來非常有趣，有些事情確實會令人深思；例如，Halliday說到他第一次教外語（漢語）的時間是1945年5月13日；他還說到他在廣州嶺南大學師從王力教授學習語言學期間（1949-1950），王力教授有一個用于方言研究用的鋼絲磁氣錄音機。Martin的文章也提到了很多在正式的學術論文見不到的事情；此外，他在文中用了一些俚語和俗語。這些都與文章的文體有關。第三篇文章是張德祿教授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這篇文章概述了他與苗興偉和李學寧合著的《功能語言學與外語教學》的部分內容，使我們進一步看到了功能語言學對語言教學的理論指導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964年，Halliday，AngusMcIntosh，PeterStrevens三人就合著了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一書，對語言教學提出了精辟的論述。張德祿的文章主要側重系統功能語言學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涉及的問題包括：總體教學目標設計，學生的意義潛勢的發展，教學大綱設計，語法教學，語篇教學，聽說教學，讀寫教學以及語言測試等教學實踐中的因素和問題。從這篇論文和張教授等人合著的《功能語言學與外語教學》中，我們看到了系統功能語言學在語言教學的可應用性和可操作性，這進一步證明系統功能語言學確實是Halliday所說的“適用語言學”。上面所介紹的三篇論文都是論述語言教學（教育）問題的。本專號的第四篇論文是常晨光教授的“語言研究與語言事實”；文章通過介紹形式主義學派和功能主義學派在收集和使用語言材料方面的不同做法，說明自然的語料對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性。在功能語言學研究中，通過“觀察”（observation）方法（而不是“內省（”introspection）或“誘導”（elicitation）方法）來收集語料，這是最常見的方法，這也是為什么語料語言學在功能語言學研究中有這么高的地位和重要性。Halliday自己特別重視語言材料的真實性，這點與他的語言觀和方法論是完全一致的（見Halliday1994/2000:339,Halliday&Matthiessen2004:33-36）。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我在對本專號中Fawcett文章的評述時，引用到HenryWiddowson（見Widdowson,H.G.Linguis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0,p.75）對不同類型的語料的不同作用的看法。我還說到，我們贊成Widdowson的觀點，也同意Fawcett所說的不要害怕用自己造的例子來進行功能句法分析的觀點。但這與我們強調通過“觀察”方法來收集語料，強調語料的真實性是沒有矛盾的。Fawcett也是在充分肯定利用語料庫尋找范例的重要性之后才說不要害怕用自己造的例（句）子來進行功能句法分析的。本專號的另外兩篇論文分別是討論系統功能句法（systemicfunctionalsyntax）問題和語篇的語言分析。在Halliday的語言學理論中，句法是一個核心部分。Halliday的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1985，1994/2000；Halliday&Matthiessen2004）討論的主要都是句法（語法）問題。Halliday建構系統功能語法的目的之一是為語篇分析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他在談到撰寫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一書的目的時說：“Theaimhasbeentoconstructagrammarforpurposesoftextanalysis:onethatwouldmakeitpossibletosaysensibleandusefulthingsaboutanytext,spokenorwritten,inmodernEnglish.”（Halliday1985:xv,1994/2000:F41）。Halliday（見Halliday&Matthiessen2004:ix）非常清楚，他的“系統功能理論模式已廣泛應用于語篇分析”（“thesystemicfunctionalmodelhasbeenwidelyusedintheanalysisofdiscourse”）。Halliday（1994/2000:F42）還明確指出，語篇分析不能代替語法分析，沒有語法分析的語篇分析根本算不上是分析。按照我們對功能語言學的理解，形式是意義的一個部分，它是用來表達、體現意義的。Halliday（1994/200:F40）指出，語言是一個意義系統，伴隨著這個系統的是用來體現意義的形式（“Alanguageisinterpretedasasystemofmeanings,accompaniedbyformsthroughwhichthemeaningscanberealized.”）。在談到功能句法研究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系統功能句法分析遵循的是“形式是意義的體現”這一功能思想（黃國文1999：102），它與傳統的句法分析和Chomsky的形式語言學的句法分析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系統功能]句法分析是為意義分析服務的，而不是無目的地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黃國文1999：115）。我們通過研究形式對意義的體現，可以探討句法（語法）研究是怎樣成為意義研究的組成部分的。因此可以這樣說，功能句法分析也應該是語篇分析的內容。在中國，從事系統功能句法研究的學者目前還不太多，但近年來情況已有好轉。本專號的第五篇文章是Fawcett專為本專號寫的題為“Establishingthegrammarof‘typicity’inEnglish:anexerciseinscientificinquiry（”“建構英語‘種類意義’的語法：一個科學的探索”）的長篇論文；這是一篇系統功能句法研究的力作。限于篇幅，本期只發表論文的前半部分（第1至4節），后半部分（第5和6節以及參考文獻）將在下一期《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刊登。對于Fawcett，我想說的話很多。1992年我從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ofEdinburgh）獲得“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然后到紐卡斯爾大學（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做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間，Fawcett便說服我去他所在的威爾士大學加的夫學院（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工作和學習。從此，我喜歡上系統功能語言學，所以是Fawcett把我引進“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大門，也是因為Fawcett我才讀了第二個博士學位。我在他指導下撰寫的博士論文“EnhancedThemeinEnglish:ItsStructuresandFunctions(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1996)”是系統功能句法研究方面的嘗試。Fawcett對我的學術影響是深刻的，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培養的博士中有幾位（如，曾蕾2001，楊炳鈞2002，何偉2003，何恒幸2004，王勇2006）從事功能句法方面的研究的原因。雖然Fawcett的文章研究的是系統功能句法問題，但在我看來，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科學探索方法遠比作者所提供的英語“種類意義”的語法描述重要得多。從Fawcett的文章我們可以學到怎樣撰寫功能句法論文，怎樣對句法問題進行科學的探索。討論句法的文章一般都比較枯燥，敘述和論說很難懂，這是公認的。Fawcett這篇文章也不好讀，里面有大多數人不熟悉的術語和論述方法，但文章條理非常清楚，邏輯性很強，寫法也很嚴謹。我相信，如果能認真讀下去，一定能讀懂它，這樣今后也就不會害怕閱讀系統功能句法方面的論文了。對于有志于功能句法研究的學者來說，這是一篇難見的好論文。本專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周紅云的“從散文‘HowtoGrowOld’看形式與意義的關系”。在“功能語言學與語言研究”專號（《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中，有周紅云和方健壯合寫的“散文‘HowtoGrowOld’的宏觀語篇結構”。本專號的這篇文章是那篇論文的姐妹篇，主要探討該語篇中的語言結構是怎樣體現意義的，關注點還是語篇的宏觀結構中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記得我在“功能語言學與語言研究”（《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中說過，對于語篇宏觀結構和語篇類型的研究，是屬于許國璋（1987）先生所說的“整理結構和層次”的嘗試；因此可以說，像語法學家歸納句型一樣，語篇分析者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尋找和確定語篇的結構和語篇類型，找出語篇的綱要式結構和體現樣式。這種學術探討不但有理論價值，而且有實踐意義。周紅云的論文從Halliday的語言學理論中吸收到營養、精華，得到啟發，用其中兩個觀點作為理論指導，從語言的使用入手，對語料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關于動詞時態的變換與不同類型意義的表達的分析，使人讀后頗受啟發。

6.結語

編完這個《功能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號，我突然想起了這么一句名言：Veni,Vidi,Vici（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但是，我絲毫沒有愷撒大帝（JuliusCaesar）說這三句話時的那種感受、喜悅和驕傲，而是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為什么會想起這句名言，可能是因為這是繼“功能語言學與語篇分析”專號（《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和“功能語言學與語言研究”專號（《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后的第3個專號。連續三年做同一件事情，這不能不說是人生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很多修辭學家認為，在語言使用方面，三項式（triadic）結構能夠產生“句式簡潔、結構緊湊，表意突出，言簡意賅，鏗鏘有力”（黃國文1988：26）的文體效果。三個單詞，三個詞組，三個小句并列起來，一個跟一個，一環套一環，就會給人一種特別的感覺，特別的聯想，特別的憧憬，在人的心里產生一種魔力，一種共鳴，一種快感。這里的“三項式”不僅表現在《外語藝術教育研究》已經出版了三期“功能語言學”專號，而且還因為這一期中，我們還恰好刊登了M.A.K.Halliday,RobinP.Fawcett和JamesR.Martin三位國際系統功能語言學大師的專稿；這也許是一種巧合，這可能是不可人為選擇的巧合，這一定不是沒有功能意義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