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法律投稿正確認識國際金融危機的問題及

　　論文摘要：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兩者之中更艱難的或許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為經濟的恢復或許是漫長的,但卻是可期的,而修復上述資本主義體系的漏損無疑更為艱難。

　　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過去30年在西方國家占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和政策方式成為眾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機蔓延更突出了一個觀點,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問題,而是顯示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理解該體系的漏損也是我們理解未來資本主義變化方向和空間的一個前提。

　　資本主義體系是一種競爭、控制與變化的體系

　　2008年以來,圍繞國際金融危機的大量討論大致顯示出了兩類不同的視角。一類主要是從具體政策的角度,強調危機是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缺乏金融監管所致。這類觀點持有者更多強調的是政策性的或者說“技術性”問題,其中有些人雖然也談論“體系”或“制度”的問題,但所指的只是具體的金融體系問題,而非資本主義的體系或制度問題。另一類則是從整體的角度強調它所暴露出的資本主義體系或制度的問題,但所指也并不一致。許多人所強調的實質上是過去幾十年占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問題,或模糊地將其指稱為美國模式問題。而一些西方激進左翼,尤其是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強調危機所反映的不只是經濟危機,而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但即便是他們,其分析也并不一致。有的指稱資本主義面臨崩潰,而有的實質上更多也只是在聲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本身。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分析是停留在技術和政策層面上,或是停留在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層面上,過去幾年各國及國際層次出現的各種“救市”行為更多是這種觀念意識的反映。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在試圖用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解釋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時,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由于在概念和方法上的拘泥,所得出的一些結論往往流于簡單化,如放大所謂的“資本主義崩潰論”。

　　最近,隨著歐美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不斷升級,以及大眾所表現出的對歐美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信心缺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把此次危機看作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進而要求從整體上審視此次經濟危機(而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與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關系,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理解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把握好兩個關系,一是不能簡單把資本主義等同于新自由主義,似乎改變新自由主義方式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其實,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方式的興盛恰恰是基于傳統資本主義自身的一些發展問題。二是不要把資本主義體系簡化為一種既定不變的體制,而更應該從歷史的視角,從變化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體系。

　　基于這種理解,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待資本主義體系。首先,資本主義是一個競爭的體系,其核心要素是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積累機制。競爭和積累的需要是推動資本主義生產不斷發展的動力,同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首先也是其競爭和積累機制問題的反映。其次,資本主義是一個控制的體系,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核心要素。這種關系既體現在企業的組織過程中,也體現在國家(乃至國際)和社會層面上的各種關系中。尤其是在國家層面上,國家如何選擇其控制經濟和社會進程的方式和手段直接影響到了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和發展空間。第三,資本主義是一個變化的體系,競爭和積累的需要促進了資本主義的不斷變革和創新,這既包括技術的創新,也包括了社會的創新,后者往往是通過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不同社會意識形態的競爭來表達和推動的。經濟的危機和停滯現象往往是技術和社會創新能力下降的一種反應。但危機往往也成為促動資本主義社會創新的契機和動力。對危機的不同應對方式的選擇決定了資本主義變化的方向和空間。總之,作為一種制度,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及其變化空間取決于其競爭體制、控制體制和創新體制的運行狀況和空間。

　　金融危機是傳統體系

　　漏損的一種自然結果

　　此次危機可以看作是傳統體系漏損,以及各種矛盾積累的一種自然結果。

　　這里所謂的傳統體系是指20世紀40年代以后發展和成型的戰后資本主義體系。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著社會繁榮的“黃金時代”。這一時代的出現是基于它作為一個體系在三個方面的變化。

　　首先,在競爭和積累機制方面,它從此前著重于保護作為個體的自由和競爭環境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競爭環境方向發展,為此它強調社會需求與投資的平衡,高增長是與投資和需求的增長同步的。而充分就業政策、政府開支的擴大,以及社會福利網絡的建立和保護水平的提高都成為維持這種投資、需求與增長良性循環的重要前提和構成因素。因此人們把這樣一種積累模式稱之為“社會積累結構”。與這一需要相應,國家強化了它對經濟和社會進程平衡發展的調節職能,包括對經濟進程的干預和社會福利國家的建設。

　　其次,在國際方面,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表示的國際經濟控制體系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戰前的那種無序狀態。這些都使得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控制體系在一個時期里更加有效。與此同時,一系列的技術和制度創新保證并推動了這種積累模式。這其中,強調利用國家促進社會的更大公平的進步主義觀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認同,并由此成為一系列社會創新的重要源泉。

　　但這一體系的有效運轉有賴于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作為一種積累體制,它是基于戰后的高投入、高增長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環,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包括技術革命的創新效應、戰后的重建、冷戰過程中政府擴張及充分就業的實現等;作為一種控制體系,在國家層面它是建立在國家職能和作用的擴大基礎上的,在國際層面它依賴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所提供的一種穩定經濟秩序,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累計效應以及作為一種觀念的戰后共識都強化了該體系的創新能力。

　　不過這一體系本身存在明顯的漏損,并隨著上述條件的變化日益顯露。投資與需求的平衡是該積累體系運轉的核心,但增長的放慢會打破這種平衡,由需求擴張政策(包括擴大政府開支,高工資等)引發的通貨膨脹問題因此而凸顯,這些轉而導致投資動力的不足,進而陷入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的惡性循環。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實際上是這種內在矛盾積累的結果。同樣,一度有效的國家控制體系由于福利國家的膨脹和經濟全球化,尤其是資本的全球化而日漸受到人們的質疑,而國際層面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本身就內含了無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體也是必然的。從根本上看,戰后的資本主義體系是基于國家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構,而經濟的全球化改變了這一切。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政治和政策方式的興起本身是對這一傳統體制漏損所暴露出的問題的一種反應。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式使得資本主義國家能夠以更為靈活的方式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可這種是以改變傳統體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為代價的,它削弱了戰后積累體系中的社會積累結構,表現為在經濟、勞動關系和社會政策方面強調經濟競爭的需要和弱化傳統的社會團結政策,由此社會大眾無法分享經濟的增長,進而導致投資與需求間的新的失衡。資本更多地流向帶有更大投機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場而不是實體經濟,這可以看成是資本市場對這種失衡的一種反應,而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與此同時,它強化了經濟控制權力從公共部門向私有部門的轉移,弱化了傳統的國家控制能力,而在國際范圍內,新的國際經濟協調機制無法遏制資本的投機性流動趨勢,更無法防止和校正市場的劇烈波動。另外,新自由主義在思想觀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強勢也抑制了資本主義的變革能力。新自由主義在邏輯上是對傳統古典自由主義的回歸,是對20世紀資本主義進程中占主導的進步主義觀念意識的一種反動。

　　第三,在現實政策方面,面對新自由主義的這種強勢,各種進步主義力量雖然也在不斷地尋求新的應對,包括20世紀90年代社會民主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但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方式更多體現的是對市場的一種妥協,而不是一種新的建設性的替代,而更為激進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場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現實的。迄今為止,進步主義力量未能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替代性綱領。資本主義由此缺少了一種變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動力。可以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是造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問題在于傳統的資本主義體系漏損在新的全球化時代沒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機的蔓延也說明了這一點。

　　危機可能成為資本主義體系變革的催化劑,但前景不容樂觀

　　綜上所述,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資本主義要真正走出危機陰影,需要重構其競爭積累模式、控制體系和創新體系。從邏輯上講,這一重構不應該只是基于傳統的國家概念,而應該基于全球、國家和社會的一種平衡。而目前危機的蔓延和加深或許會成為資本主義體系變革的催化劑,但前景不容樂觀。

　　在目前的危機中,人們所關注的一方面是各個國家如何制止危機的蔓延和復蘇經濟,另一方面則是希望看到會借此修復舊的漏損的體系或建立一種新的體系。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兩者之中更艱難的或許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為經濟的恢復或許是漫長的,但卻是可期的,而修復上述資本主義體系的漏損無疑更為艱難。

　　首先從積累機制來看,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和規范是目前人們最大的呼聲,也是實際改革的方向所在。這樣的改革會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狀態,但未必就能重建已經失衡的社會積累結構,因為導致這種結構失衡的最根本原因,即全球化的發展和歐美國家傳統福利制度中的問題并不會因此消失。也就是說,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有賴于兩個關聯的條件,即在全球投資、生產和消費體系的平衡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生產積累結構,以及發達國家傳統福利國家問題的實質性改變。而這種前景顯然不是短期內所能見到的。

　　其次從控制體系來看,雖然金融危機以來要求加強國家控制市場和社會進程的要求強烈,也有人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方式應該再次成為克服危機的有效手段,但事實上在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已經充分發展的今天,傳統的基于國家建構的控制體系應該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積累需要和結構相一致。理論上,超國家的控制體系應該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案,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進步主義力量提出的全球治理實際上也是出于這一考慮。但從現實條件來看,單純追求一種超國家的控制體系既是不現實的,也未必會是理想的。現實的方案應該是一種靈活的、多層次的控制體系,包括了全球或地區性的協調、國家新的控制方式及地方的有效治理,其中的關鍵是對國家職能或作用方式的重構。從這一意義上說,無論此次歐盟處理歐洲債務危機的進程如何,都會成為研究資本主義控制體系變化的一個范本,因為這是目前世界范圍內真正從這樣一種多層次意義上尋求應對體系危機的嘗試。但歐盟的案例畢竟還只是一種地區性的,從全球意義上看,目前的關鍵則在于建立一種認真對待國際經濟體系的平等參與和對話機制。從創新和變革的意義上說,技術和社會的創新都是資本主義體系變革所需要的,其中尤其需要的是社會的創新。如歷史的經驗所表明的,社會創新的關鍵在于進步主義力量與保守主義力量的博弈結果,具體來說就是進步主義力量能否提供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替代性方案,以及它是否能為社會大眾所認可。由此來看,

　　目前歐美國家的形勢并不容樂觀。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義成為眾矢之的,人們不斷宣稱其正在失去合法性,但事實上,導致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興盛”的土壤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競爭環境和歐美發達國家傳統福利制度的問題。目前,各種進步主義力量,包括歐洲社會民主黨和其他一些激進政治力量雖然也在不斷提出一些主張,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資本主義形勢所不同的是,進步主義力量未能提供一個被人們普遍認可的,可行的全面替代性方案。正因為如此,危機使得西方國家目前陷入了一種新的兩極分化之中,一方面是人們希望有新的具有替代性意義的變革方案和力量出現,而另一方面,如美國的茶葉黨運動所表明的,一些傳統的保守主義力量反向而行,訴諸更為傳統、甚至更為極端的保守主義理念和主張。社會的創新急需一種新的共識,而進步主義理應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總之,對金融危機更深層的思考要求我們從資本主義體系變革的意義上考慮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資本主義,而不簡單只是停留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指責上。從變化的角度來看,危機是傳統體系漏損的結果,但也可能成為促進對該體系校正的一個起點,盡管其前景并不那么樂觀。

　　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的核心是實行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和固定匯率制度,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手段。但理論上,其他國家要獲得美元是以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來實現的,這意味著美國要承受持續的貿易逆差才能保證國際貨幣市場有足夠的美元,可這同時也意味著美國經濟地位下降和美元的貶值